变迁---记忆北京（转贴）

Lisa

凤来峰

变迁---记忆北京

今夏在北京大姐家，我偶然看见北京台有个频道都是纪录片挺有意思的，就坐那里看了一会儿，一个北京四合院一进门前的影背上，镜头推出的是季羡林写的片头：记忆北京。

好像并不是说1949年以前的事情，而是说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普通北京人的生活。现在已经变成古董了的记忆。北京人在颠三倒四中变得浮躁脆弱健忘。

北京城里的建筑一次次被推翻了再重新盖,而今古城已经面目全非。现代化了，新鲜了，但帮人们记住往事那些标识也都没有了。甚至并非很久以前的事情也变得记忆模糊。

一看那部纪录片，我的北京生活岁月现在都成了记忆的内容，我不禁就觉得自己古董起来。

这里过着感恩节，我在忙着买东西做饭大扫除时想起那个纪录片里的事情。

每年一进十一月，北京就会变冷，西北风嗖嗖的。到了十一月十六日才给送暖气；住平房的老百姓烧煤取暖，要安烟筒，风斗。所以每到十一月就要供应烟筒，白铁皮做的最贵，还有黑铁皮做的烟筒，更早一些时候，我记得还有沙烟筒很脆弱比较便宜。这时候我记得父亲单位要发16元煤火费，供大家买烟筒，煤。16元煤火费到我工作后好像还有。

每年刚进入取暖后都会发生中煤气的事故。

记得一年我在急诊室工作时，有一次大规模的煤气中毒抢救，那时刚刚有郊区农民在城里打工，住在朔料棚子里，烧炭火取暖，没有通风设备就十几个人都中了煤气。我正当班一边抢救一边联系朝阳医院，将最重的人送到他们的急诊室，当时北京只有朝阳医院有高压氧舱的设备。北京市急救中心还没有建设好，那楼顶上的直升飞机救护还是天方夜谭。

每年到了这时节，七十年代以前的北京大街小巷就开始卖储存大白菜，满街满巷都是白菜，每家每户按定量卖足了一冬天的大白菜，分一级二级等外等等。三轮平板车送到门口。

再早些年还卖红薯，也是满街都是，买完了送到家门口。还有就是过冬前买很多生雪里蕻，芥菜疙瘩，洗干净用大盐花椒腌在坛子里，我母亲还要做一种芥菜丝是用芥末腌成的，放在冬天的院子里，过新年时候才能吃。我们胡同里的邻居东北人到了白菜季节就要做积酸菜，用那种大水缸把开水烫过的白菜码在缸里，用大石头压在上边。

各户把白菜摞成垛盖上就棉被，过冬。满院子楼道门道都是大白菜垛。

这是北京普通人家一冬天的主要蔬菜来源。大概在卖冬储菜时大白菜几分钱一斤，估计十几块钱就够一家人一冬天的菜钱。不过那时刚毕业的大学生一个月的工资是56块钱。如果没上大学的学徒工，第一年刚工作每个月是16 元。我哥哥姐姐文革后刚参加工作都是从16元挣起。

一直到春节，有春节供应，北京人可以买到一点新鲜的菠菜，韭黄等细菜。豆腐按本供应。北京人不储存大白菜是到80年代中旬以后吧。

我工作后，一到冬天顶着西北风沿着二环往北骑车回家，是一件挺辛苦的事情，我记得自己骑一辆二六飞鸽自行车，骑到大楼下刮风时能给从车上吹下来，只好推着往前走。

现在北京生活已经完全不是这样了。人似乎也变了。

Lisa

记忆北京（ 2 ）

冬天了，就先说冬天的北京生活琐事。
现在人一说北京冬天就是春节庙会，但我们长大的年代里春节不是占这么主要的成分，所以记得，是因为春节的吃，平常没有，春节的喜庆，新衣服平常没有，至少我小时候我们家不是每天想吃肉就吃肉的。

烤红薯

今年感恩节里我做的红薯泥是唯一吃的一干二净的盘子。大家都喜欢吃，几乎不需什么技术，整红薯放烤箱里， 325 度，一个半小时，拿出来去皮，成泥，加上一些黄油， NUTMEG ，也可以加糖，我不加。

平时，我烤完了直接可以吃了，不做任何加工。

红薯铐起来有一种甜甜的糖粞味，冬天闻到它一下回到好久以前的记忆，北京街头巷尾到了冬天总有人用个大油桶改造的火，卖烤红薯，糖炒栗子，冰糖葫芦的摊子，那些味道总是混在一起，温暖而甜腻在西北风里弥漫。一毛钱大概可以买上一个烤红薯，我不记得了，那时我还没有自己可以花的钱呢。

两个红薯摊子我印象里很深，特别小的时候，胡同口和大街交接的拐角处有一个小饭馆，有三层高台阶，我那时觉得那台阶特高，因为每次大人带我买东西路过时，我都会爬到最高一层走到尽头后从边上的斜坡滑下来，像滑梯一样。它的边上就有一个大汽油桶做的烤红薯的摊子，旁边在台阶上坐着一个很瘦的男人，说不好年龄，他只有一条腿，一只脚，一个拐杖；另一只裤腿下边一直叠起来面到大腿根处，空空的，男人的面部很让小孩子害怕，他有一只眼睛很恐怖地疵裂着，眼睑血红地翻着，他摆一个小地摊，有挖耳勺，洋画儿，和香烟，烤红薯的油桶属于另一个人，小饭馆里买炸油饼，豆浆，焦圈，糖耳朵，中午买火烧烙饼。

我每次看见那个一条腿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有点害怕，但我对他地上摆的精致的木头做的挖耳勺和洋画儿又很好奇，同时又老想上那个高台阶。红薯摊子上烤红薯的香味勾着馋虫。如果大人心不耐烦，他们常常用那个一条腿的人的形象吓唬我，说那老头会把我抓走。顿时红薯的香味带上了恐怖。
等我上了小学就文革了，我也不相信他们的威胁了，可是有一天我跑到那个街拐角，只有烤红薯的汽油桶孤零零地在那儿，独眼独腿人的摊子没有了，我又连着好几天跑去看，他都没在，他不会被红卫兵关起来吧？我心里很失落地想着，他一定是个可怜的人。

还有一个红薯摊子是摆在我们大学大门前边的树底下。那时一个红薯要好几毛钱了吧？我记着它是因为每当实在不堪忍受食堂的伙食，或肚子饿的咕咕乱叫时，就跑到那摊子买个红薯吃。大家几乎都去过，很照顾这个红薯摊，后来一些人跟摊主人就聊起了天，据说摊主是北京一个著名中学的老师，这个红薯摊每个月挣的钱是他当中学老师的十几倍，他就不去学校教书了。这个教师很看得开，放的下。
那时开始了理发的比开颅的挣钱多的先河和不满，而我们一帮‘幸运儿’吃着红薯，念着解剖生理病理阴阳大论，辛苦而兴奋地带着‘使命感 ’ 自视很高也被社会捧得不得当地高，在北京‘科学的春天’的气氛里狂热地生吞活剥地读书。满脑子即使知道烤红薯挣钱多也是要去当那给人开颅或开药清贫的‘知识分子’的。

我们那一波人很多人来自工厂农村，吃过红薯，也烤过红薯，还种过红薯。很多人在乡下管红薯叫地瓜。
那时还有一句流传的话：‘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想想这话里的的种种偏见正是我们那个社会的真情实感的认知 。

一晃 30 年了也真成了历史的记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