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相——回首文革

蒋世华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史称“十年浩劫”。文革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之大、影响之深、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共产党在中国-回首文革》节目要为各位作系列报导，介绍文革的前因后果、历史事件、冲击和影响，以及被卷入的大人物与小百姓和命运赌博的血泪实录，向大家呈现事实真相。



(21)血统论和出身论



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出现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公开喊出了以血统划分好人坏人的口号。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8月12日，已故前中国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的儿子，北京工业大学三系文革小组组长谭力夫和刘京联合写了一张题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提出要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作为党的阶级路线来实行。8月20日，谭力夫在一次辩论这副对联的大会上大肆鼓吹这种观点，使他在全国扬名。



这副对联、谭力夫的讲话、以及他和刘京的大字报在中国掀起一股公开讲究家庭出身的风气。以高干子弟为首的学生红卫兵自称“红五类”，即来自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军人、工人和农民家庭。他们的对立面就是“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份子和右派分子及其子女。谭力夫又加上资本家和走资派，变成“黑七类”。



当时，“黑五类”的子女被称为“狗崽子”，不准戴毛泽东的像章，不准唱毛泽东的语录歌，也不准参加红卫兵。



红色暴民的打砸抢抄抓杀



全国各地兴起主要针对“黑五类”的“抄家”行动。1966年8月，北京的红卫兵抄了3万多户；上海的红卫兵抄了10万多户；武汉的红卫兵抄了两万多户。



还有一些地方对“黑五类”及其子女进行屠杀。例如在北京的大兴县，有325个“黑五类”和家属在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之间被打死，其中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仅出生38天，其中有22户人家是全家被打死。在广西的宾阳县，20天里屠杀了3000多人。在湖南省道县，两个月里杀了4000多人，逼迫自杀300多人。



领导人批血统论



但是谭力夫等人没想到，中央文革表示不赞成对联的提法。1966年8月2日，陈伯达对红卫兵说，这种说法“不全面”。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团结大多数。血统论不利于团结大多数。



8月6日，江青和陈伯达在接见红卫兵时对他们这种阶级路线分明的做法表示支持，但是建议将对联改成“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于是，一首题为《鬼见愁》的流行歌曲应运而生，歌词是：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要是不革命，就罢他娘的官，就滚他妈的蛋。



10月9日，周恩来否定了谭力夫提出的“黑七类”的说法，说“谭力夫讲话是典型的形‘左’实右得很”。



10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将对联和谭力夫的观点斥责为“反动血统论”。



10月24日，毛泽东亲自出面了。他说：“学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难道我们都出身好吗？”



“联动”抗命遭镇压



此时，大批高级官员开始受到文革的冲击，以高干子弟为首的红卫兵在1966年12月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就是所谓的“联动”，公开与中央文革对抗，而且暗指毛泽东专制，想保护自己的父母。他们提出的口号包括“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江青太狂了”，“踢开中央文革”。他们还扬言：“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不出一个月，“联动”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100多名“联动”骨干成员被逮捕。12月18日，谭力夫被逮捕。《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说：



“他们对红卫兵的不满，以至于后来的抛弃，是由于他们进一步地要批判各级，包括一些高级干部，要批判老革命的时候，而这些红卫兵，由于他们不了解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他们就出来反对，中央才决定要抛弃他们。



“所以并不是因为他们强调出身，因为你文化革命革到老干部头上来了，他们去保老干部，所谓‘保爹保妈’，成了一支特别有力量的保守力量。毛和中央文革就翻过来把他们打下去。”



《出身论》借机出世



几乎在这同时，北京青年工人、“右派分子”的儿子遇罗克在《中学文革报》上发表了《出身论》，猛烈抨击了弥漫中国上下、以家庭出身决定前途命运的歧视行径。他指出，依照推行血统论的人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永远不能成功。”他写道：“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到同等的政治待遇。”



遇罗克的文章与中央文革对血统论的批判遥相呼应，在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记者采访了遇罗克的弟弟、当年《中学文革报》的负责人之一遇罗文。



记者：在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中央文革来出来说反血统论，这个《出身论》也不会出来。



遇罗文：对，出不来。出来也得变成反动文章似的被满处追查。因为我们说实在的是利用了他们宽松的环境，乘那个机会把我们自己想说的说出来。我们所以能敢出这个报纸，遇罗克的文章能发表，这都是借着这个机会嘛。



记者：当时你们想过，后来中央文革会反过来打你们吗？



遇罗文：也可能不打，那当然了。



记者：为什么你们会想到有可能不打呢？



遇罗文：因为毕竟中央文革也是反对血统论的，那我们也反对血统论，那有什么不对呀？



记者：你们当时有没有看出来，中央文革反血统论是假的？



遇罗文：那我们看不出来。



当局对出身论封杀而不批判



1967年4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宣布《出身论》是反党的大毒草。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入狱。



中央文革并没有像批判血统论那样大张旗鼓地批判遇罗克的《出身论》。



遇罗文：中央文革刚开始还不说反对。像陈伯达就曾经说过，你们可以辩论，就是关于《出身论》这篇文章。等后来，戚本禹就开始说了，就说这个《出身论》是大毒草。



记者：他明确说了到底哪一条是大毒草，哪一条跟“我们党”的政策不一致吗？



遇罗文：噢，他没这么说。因为他也不敢这么说。因为他如果那么说的话，他从道理上站不住脚。因为共产党宣传的血统论执行血统论的政策，也并不是说光明正大公开地说。都是嘴里说着，我们不歧视什么什么的，把人不应该分成三六九等，但是实际上在具体政策上，它是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记者：也就是说当时根本就没有说遇罗克到底反动在什么地方。



遇罗文：对。没有。



记者：就给抓走了。



遇罗文：刚开始抓走不说什么。等到判的时候，只是说书写大量反动文章，组织反革命集团，都是这类的话，含含糊糊的，没有什么具体的。



“联动”成员出狱 遇罗克入狱



在血统论上对立的两派人都进了监狱，但是却有不同的结果。1968年4月22日，毛泽东下令释放了100多个被逮捕的“联动”成员。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这些人，鼓励他们不要灰心，要继续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谭力夫也于1968年5月29日被释放，而且改名叫谭斌，很快进入了那个年代年青人最向往的军队，还成为军官。胡平说：



“尽管对联、血统论受到很严厉的批判，但是到后来，这些干部子弟本身并没有受到什么惩罚，特别是到了后来上山下乡了，他们很多出身好的去当兵了，开后门干这样、干那样去了，等到一旦有推荐当工农兵大学生，那么他们也是近水楼台。



“在工农兵大学生中间，这个干部子弟占的比例是超乎寻常的高，都反映了整个文革，一直到四人帮被打倒之前的10年之内的时间里面，家庭出身的歧视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遇罗克的理想幻想和以身殉道



与此同时，遇罗克也以为有朝一日他会出狱。当年由于讲了几句对江青不太恭敬的话而被判处死刑的张郎郎曾经和遇罗克关在一起。



记者：你觉得他当时写这个《出身论》是不是受了陈伯达的鼓励，起码是精神上的鼓励？他看到中央文革对血统论并不满意，所以他就势把这个东西写出来，他实际上是支持中央文革的，因此他不会受到后来他所受到的那种迫害？



张郎郎：接着的事实也是这样。他告诉我，也是暗示我，他说当时中央文革跟《红旗》杂志都找过他，跟他谈过，可能是给他了某些支持和鼓励。他说，像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这种机会根本是千载难逢。明明知道是有很大的危险，他说：“即使为这个我要付出什么”，“我也值了。”这是当时他的原话。他当时是支持文革里边的平民主义的思想。因为当时提出来，消除一切官僚。他是觉得，这个是正好要把中国新出现的所谓新阶级、新等级，把它扫平。他说，如果真这样的话，那就好了。因为“黑五类”就可以重新站起来了。他当时的基本思想是这样。



记者：他的这个想法实际上和毛泽东当时要打倒党内的走资派的想法是一致的。



张郎郎：对。所以他当时抱了很大的希望。他支持中央文革，但是他同时也反对了49年以后的所谓阶级政策。当时遇罗克根本觉得他很快就会出去了。他说，我要出去以后，我去找陈毅，让他帮你说说话，让你免一死。



然而，尽管遇罗克批判的是中央文革批判的血统论，尽管遇罗克在入狱后向当局表示：“我是拥护社会主义的，要相信在解放后成长起来的新中国青年是有觉悟的。”“我的日记可以证明我对党的热爱和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但是他再也没有重获自由。



1970年3月5日，27岁的遇罗克被枪决。



谭力夫当官 遇罗克平反无抚恤



文革结束以后，改名为谭斌的谭力夫先后担任过北京图书馆党委书记兼副馆长、文化部办公厅主任、以及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当年和他一起主张血统论的刘京则成为中国公安部副部长。



1979年，中共为遇罗克“平反”。



记者：政府当时正式道歉了吗？



遇罗文：谈不上道歉，反正有一纸通知，就是“无罪”，就这么一句话。公安局多次到我们家表示慰问。至于抚恤金，没有。只是把他从被捕那天一直到被判死刑这两年零两个月的工资给我们家拿回来了。



记者：你还记得是多少钱吗？



遇罗文：大约是两千块钱左右。



鼓吹“反动血统论”的“联动”、谭力夫重新成为中共的“自己人”，而批驳血统论的遇罗克却惨遭灭顶之灾。说到底，血统论符合中共的阶级路线，而遇罗克的《出身论》与这条路线背道而驰。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和原罪



中共在家庭出身问题上主张：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



1968年12月26日，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的《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掌握政策的通知》中，毛泽东亲自写道：“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



这段话似乎是给出身不好的人提供了出路，但是实际上肯定了这些人带有原罪，需要经过教育才能在政治上和别人平等，带有强烈的歧视色彩。



平等思想违背中共阶级路线



再对照一下谭力夫在1966年8月20日那次讲话中说的话，他说：“你们现在搬出这套‘平等’、‘博爱’的垃圾来大讲，我看还是到厕所里去讲！一讲就是团结，怎么团结？先把你们斗了，七斗八斗，斗得你们背叛了家庭，改造了思想，我们就团结了。”他的话显然反映出中共阶级路线的实质。



而遇罗克的观点却不一样。《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说：



“遇罗克的思想和当时中央文革批判血统论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中央文革当时批判血统论还是沿袭过去的说法，就是所谓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要重在表现。而遇罗克就指出，这是过去提的，而当时提的是指本人成份，而现在呢，你是搞的出身歧视。过去你的阶级路线指的是阶级呀，你现在是冲人家的子女来了。



“所以遇罗克那篇文章的基本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子女就不应该受到这种牵连，受到这种连累。他就主张都应该是平等的。而这一点当然是共产党不能接受的。中央文革在批判血统论最高调的时候也没有接受这个观点。”



出身重如山



文革期间的中国人，从小到老，填写各种表格都要填上“家庭出身”，而且是要填上祖父的成份。只要祖父是地主、资本家，你就成了“剥削阶级”的后代。政治审查要查到祖父那一辈，这叫所谓的“查三代”。



这种家庭出身要随着每个人的档案带一辈子，入党、入团、提干等等，统统受到歧视和影响。高干子女的命运则随着父母的命运起伏。父母被打倒，他们就遭殃；父母重新出山，他们也时来运转。封建世袭制和“株连九族”的味道极为浓厚。



为何坚持搞歧视？确保子孙人上人？



文革发生在中共建政17年以后，所谓的“剥削阶级”早已不存在了。



胡平：“你共产党过去既然是靠暴力革命推翻前面的政权，建立起自己的统治，那么在你掌权的初期，你对于被打倒的阶级，他们的人，包括他们的子女，有一种猜忌，这个尚可理解。

  

“如果说有家庭歧视的话，那么它显然是应该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化，所以在57年反右前夕，毛泽东讲过，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停止了嘛，已经结束了嘛。怎么越搞越多了？这个根本不通嘛，对不对。同样的，你的家庭歧视的问题，怎么到后来反而越来越强了呢？”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分析说：



“第一，在62年的时候，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就要有阶级斗争的对象，你就要有靶子呀。老一代的所谓黑五类早就被打倒，他们在社会上也完全没有影响了。很多人就把他们的子女当成了斗争对象。



“另外一方面，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这段时间，我们刚好和所谓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的子女是同代人。那时候我们都面临着要升学，要就业。尽管在当时干部子弟一般已经享有不少的特权，但是毕竟不能公开地、名正言顺地讲这个问题。



“就拿考大学来说，那时中国大学很少，能考上大学的机会并不多，你怎么着都有考试这一关。而在这些方面呢，那些干部子弟，老一代革命家他们自己的子女就未必占什么优势。



“在当时，由于长期(以来)共产党的这种思想改造，思想教育，其实那些青年人想得都差不多，大家那个时候都一心一意要革命，在各个方面表现，不管是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啊，学雷锋，做好人好事啊，到农村、到工厂里去下放劳动啊，在这些其它方面大家都表现得差不多。



“这么一来，他就没有一种办法能够使他们享有一种特殊地位。基于这种情况，我想他特别强调家庭出身，靠这一点就可以把别的人打入第二等。就使得他们的人能够轻而易举地、不费吹灰之力地就位于这个社会的上层。我想这是在当时社会特别流行的很重要一个原因。”



“无产阶级领袖”的非无产阶级出身



实际上，中共文革时期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人，没有一个人出生于无产阶级家庭。



毛泽东在1968年7月28日接见北京五大红卫兵领袖时曾经说：“我那个父亲也不大高明，要是在现在也得坐喷气式。”周恩来说：“我弟弟周同宇，跟王、关、戚混在一起，我把他抓到卫戍区去了。”林彪说：“鲁迅的弟弟是个大汉奸。”



毛、周二人都表现出大义灭亲的情操，证明好人可以和坏人亲属划清界限。林彪则表明坏人的亲属也可以是最优秀的好人。



其实，根据当事人后来的回忆，周恩来把弟弟抓到北京卫戍区，实际上是明抓暗保；而毛泽东不会不清楚，即使自己的父亲在世，有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呢？他们这番话显然都是说给别人听的。



政治贱民何其多



中国并没有详细统计当时有多少家庭出身不好的人。1979年，中共宣布为所有的地主富农摘帽。《北京周报》报道说，被摘帽的有400万人。据说在文革中有120万地富分子非正常死亡。以一家四口人计算，加上孙子辈的一代，全国至少应该有5000万人。这个数字并不包括其它“出身不好”的人。



据中国官方内部统计，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数有两百多万人，受到迫害株连的人达到一亿多人，超过中国当时人口的八分之一。其中，所谓出身不好的人应该居多数。

蒋世华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史称“十年浩劫”。文革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之大、影响之深、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共产党在中国-回首文革》节目要为各位作系列报导，介绍文革的前因后果、历史事件、冲击和影响，以及被卷入的大人物与小百姓和命运赌博的血泪实录，向大家呈现事实真相。



(22)毛式教育革命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一封信中谈到教育问题时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就在不到两年前的1964年春节期间，毛泽东还在中国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说：“教育路线、方针是正确的，但方法不对，要改变。”文革一开始，毛泽东索性推翻自己的说法，一棍子把教育界打成漆黑一团。



教育革命──革教育的命



8月8日，中共中央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当中直接呼应毛泽东的指示，说“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于是，伴随着文革的开始，“教育革命”也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文革第一年，中国所有的学校都停课闹革命，连在国外的留学生都被调回国休学一年，参加文革。



1968年8月26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文革派主要干将姚文元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八种贱民之后的臭老九



1968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说：“我们必须完成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对知识分子，要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极端不信任、鄙视和敌视态度十分明显。



随后，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纷纷进驻并且管理全中国的各类学校。



1971年8月，毛泽东批示下发《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了对教育界的“两个估计”，即：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路线，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教师中的大多数人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于是，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列上了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的知识分子。受毛泽东的影响，当时的人对知识分子存在普遍的鄙视，加上原来就认为知识分子迂腐，因此戏称他们为“臭老九”。



斯文扫地 知识越多越反动



同样是在这种蔑视和敌视知识分子的气氛下，中国几乎所有学校的领导和主要教师都在文革中受到过批斗和迫害，其中高等院校的教授更是首当其冲。根据中国对教育部所属单位和17个省市教育界的统计，文革中受到迫害的教育界官员和教师有14万人之多。卫生部所属的14所高等院校有教授、副教授674人，其中有500多人受到过迫害。文革10年，中国的大学教授和副教授从7800人减少到5800人。



1966年到1969年期间，中国的高等院校完全停止高考招生。从1969年开始，许多高等院校迁出大中城市，大批教师被下放。1965年中国共有高等院校434所，到1971年为止，全中国一共撤销高等院校106所，其中包括高干子弟云集的著名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等院校。



毛泽东教育思想“混乱不堪”



文革专家宋永毅说：“革教育的命恐怕是最彻底的。表现在几个方面了。第一个方面就是血雨腥风啊。1966年学生起来打老师、杀老师、打同学，主要是在教育领域。第二，毛泽东关于教育的一系列的思想混乱不堪，结果他是一无建树的。”



毛泽东为什么对知识分子这么仇恨呢？



宋永毅：“第一个呢，和毛泽东当年在图书馆做小职员时受的气有关。他越是觉得你们这些留了洋的知识分子，越是仇恨。因为他的知识不高，因为他在北大受了气，造成了他对知识分子仇恨的情结。



“第二个呢，他是一个搞革命出身的知识分子，他懂的就是搞革命、搞权术那套知识。所以他的定位不是在一个专业的知识分子的范畴，而是在一个流民革命家知识分子的范畴。”



重理工 轻人文



记者：那他为什么又说理工科大学他又比较重视呢？



宋永毅：理工科大学不对他的那些权术和革命理论形成挑战啊。不会对他的领导权造成挑战，而只是他的工具。而社会学、法学等等那些学科都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一旦人学了以后，对他的那些愚民政策当然会形成挑战了。



在大学教育中，毛泽东尤其对人文科学的教育不满。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



“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



宋永毅：“他既然觉得你这些社会科学，法学啊，那些都没有用，尤其是对培养一个革命家来说，他觉得有什么用呢？他自己不过就是一个高中生吧。他就是师范学校毕业。那他成为全国的最高主宰了。他认为为什么你们还要读社会科学那么多东西呢？当然学制可以缩短。既然那些东西学了没有用，那学制当然可以缩短。



缩短学制



的确，在毛泽东教育革命的主张中，缩短学制是重要内容之一。毛泽东在1964年就说过：“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制可以缩短”。



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发出所谓的“七.二一指示”，再次显示他轻视大学文科和希望缩短学制的观点，而且提出了招收大学生的新方法。他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于是，中国的大中小学开始了一系列的“革命”。在学制上，中国将小学从6年缩短成5年，中学从6年缩短成4年。大学从4年缩短成3年。



招生重出身



从1970年开始，中国高等院校陆续招生开学。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招收“具有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因此这些人被称为“工农兵大学生”或者“工农兵学员”。



招生时强调政治。据1971年5月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7所大学当年招收的将近9000名工农兵大学生的统计，出身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其他劳动人民家庭的占99.8%，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占0.2%；党员占46.2%，团员占38.1%，非党团员占15.7%。



官为子女谋幸福



招生办法是“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由于“领导批准”具有决定性作用，为日后“走后门”打开了方便之门。当年的重庆下乡知青、美国海因波特大学历史学教授邓鹏博士说：



“我就找到我们厂子里一个主管教育的书记，说听说大学要招生了，要考试。我来厂子里面已经将近两年了，我说我希望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去考一下。如果考上，我一定学好了过后回来回报厂子里对我的培养。他就说：“让我们研究研究吧。”那一年，他的女儿上大学去了，厂长的女儿上大学去了，还有那些厂的干部上大学去了。”



记者：你是说厂的干部的子女？



邓鹏：对，就是。你说推荐，他们不推荐他们的子女，推荐谁呢？当没有“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时候，你就给人的私心开了一大道方便之门。那也难怪他们，谁不爱自己的子女？谁不想自己的子女成龙成凤？我们这种人，这种机会是没有我们的。你背着这个家庭出身的黑锅，背负着原罪，这个罪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永远永远也赎不了的。像这种情况不是一个两个。



邓小平走毛泽东的后门送女儿上学



官员的子弟，尤其是高级官员的子弟很多成了工农兵大学生，甚至包括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和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这些当年还没有“解放”的高级官员的子弟。



邓榕就在回忆录中说：父亲多次向中央提出请求，争取让我和飞飞上大学，让孩子们受到高等教育。我和飞飞这次能够上学，完全是父母亲努力的结果。在当时，要想上大学可不容易。所谓“推荐”和“选拔”，是有许多的条件的，要出身好，要表现好，还要和领导关系好等等。实际上，很多人都是想尽办法去“走后门”、拉关系，才能上得了学。我们自己开玩笑，我们上学也是“走后门”，而且走的是毛主席这个最大的大“后门”，否则，凭我们这样“可教子女”的身份，又在僻远农村插队，根本不可能上大学。



在毛泽东的关照下，邓小平的女儿邓榕1972年进入江西医学院学习，是那里的第二批工农兵大学生。邓小平复出之后，邓榕又转到北京医学院学习。

这种“呼风唤雨”的能力，只有少数高级官员才能够做到。



毛泽东走后门



实际上，毛泽东本人在当时就先后将十几个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女青年送入大学学习。他还特别阻止四人帮批走后门，说“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



在1975年5月3日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上，他竟然对四人帮说：“走后门这样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我也是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有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她们当了五年工人，现在送她们上大学了，我送去了，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得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



即使是来自农村的学生，多数人也并不是普通农民的子弟。当年的一位工农兵大学生说：“基本上都是农村的公社干部或者什么干部的子女占多数啊。那个比例当时比较多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小学学历者上大学



大学招生取消了文化考试，而且规定初中文化程度就符合条件，因此学生入学时的文化程度很低。据北京市当时的一个报告说，北京市11所高等院校招收的工农兵学员，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20%，初中程度的占60%，相当于小学程度的占20%。



1972年进入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的工农兵大学生郭家政说：“高中生特别少，初中生多，还有小学生。所以成绩参差不齐。”



另一位当年的工农兵大学生说：“当时我们那个年级是三个班，是按照文化程度来分班的。我们那个班基本上是高中生，还有一个班是中间那个班，就是初中那一段的。还有一些就是刚好上中学，那些人是小学毕业的，成绩是比较差的。”



如此学习



当时大学的课程有三个主要内容，即：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同时，学生们都要参加生产劳动。



当时，工农兵大学生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1970年7月，文革派提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的新方向，“必须批判资产阶级”，“革命大批判...是教育革命的一门主课”。要抛弃旧的教材和教学方法。“坚持把政治教育作为一切教育的中心”，“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



在这种方针的指导下，专业知识学习一减再减，造成学生知识贫乏，水平较低。1973年入学的这位工农兵大学生说：



“工农兵学员就应该是到工厂、农村去实习。当时也把我们弄到下边去支农，然后又到工厂里边当工人。总之耽误了很多时间。那么学习呢，也不考试，然后“批林批孔”，然后又“反击右倾翻案风”，作业呢，也随便你作不作、交不交都行。写批判稿的时间很多。反正没有学多少东西。”



交白卷成了英雄 周恩来希望落空



说到学习不考试，不能不提到当年“大名鼎鼎”的反潮流人物张铁生。林彪事件以后，周恩来试图整顿教育，在1973年的高校招生中试行推荐和文化考试相结合的方法。



女工农兵大学生：“全部到县里边去考，还是推荐以后。推荐的是5个人还是4个人里边上一个。”



当时的文化考查非常简单，而且考试的时候可以看书。但是辽宁省下乡知青张铁生的物理化学考试只得了6分。张铁生十分清楚自己的能力，便事先准备了一封信，在考场上把信抄在试卷的背面。



他在信中一方面声称工作忙，为了集体利益，没有时间复习功课，同时表示“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法外的浪荡书呆子们”“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



在另一方面，他又说上大学是他“自幼的理想”，并且用央求的口吻说：“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考试之后，张铁生还四处找关系“走后门”。



但是毛泽东的侄子、当时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看到了他这封信。他和文革派一起指责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江青称赞张铁生“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



张铁生不仅上了大学，还入了党，成为辽宁省朝阳农学院的领导人物和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人们后来称他为“白卷英雄”。



结果，大学招收进行文化考试在第一年试行时就腰折了。高校中的考试制度也废除了。



在文革前，毛泽东就曾经指示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多招一些贫下中农子弟，初通文字，有小学程度，就可以上共大。”



毛泽东的关心和赞赏也使江西共大得到文革派的特别青睐。文革中曾经以江西共大的办学过程为素材拍摄过一部电影《决裂》，用来配合工农兵上大学的教育革命。



(歌曲《共大赞歌》)



毛泽东以特例否定规律



毛泽东在1964年还曾经以孔子、李时珍、富兰克林、瓦特和高尔基等古今中外名人都没上过大学为例，说明成功未必要经过正规教育。



文革专家宋永毅说：“你不能按照一个突出的天才反过头来要求改造整个培养人才的制度。毛泽东是以个别出现的天才，或者我们说的“怪才”反过头来要求按照他们这些奇怪的人，天才来改造整个教育制度，这个是不可能的。



“他举出的是百分之99点99以外的。所以他就离开了普遍性。他把整个制度给搞乱了。你说美国的比尔.盖茨，不是哈佛(大学)都没有毕业吗？我们是不是因为比尔.盖茨的成功而把哈佛(大学)给废了呢？不能因为有一个人哈佛(大学)辍学了，他成功了，就认为哈佛(大学)不要读了。所以他是要用一些特殊的东西来改造普遍的东西，那个是荒谬的。”



国失人才



从1970年四万两千人入学，到1976年，中国一共招收了94万工农兵大学生。据中国的统计，文革10年，中国少培养大专毕业生100多万人，中专生200多万人。因此造成中国在文革后一度严重短缺高、中级专业人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时候，在毛泽东公开鄙视知识分子的时候，各级实权人物却纷纷通过关系把自己的子女送入大学，成为新的知识分子。



老九不能走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一反常态，竟然也说起知识分子的好话来了。他说知识分子象臭豆腐一样，闻起来臭，吃起来香。他说：



“教育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实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臭老九，老九不能走。”最后这句“老九不能走”借用了当时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反派头目座山雕的一句台词，后来成了全中国人们津津乐道的“名言”。



12届考生同赴考场



文革结束一年以后的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和原来的大学学制，文革10年积压下来的570万考生参加了这次高考。



在文革以后的1980年11月，曾经闻名全国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不顾自己“辉煌的过去”，“隐名埋姓”，把校名改成了江西农业大学。



毛泽东这场荒诞的“教育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始，无声无息地告终了。

蒋世华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史称“十年浩劫”。文革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之大、影响之深、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共产党在中国-回首文革》节目要为各位作系列报导，介绍文革的前因后果、历史事件、冲击和影响，以及被卷入的大人物与小百姓和命运赌博的血泪实录，向大家呈现事实真相。



(23)文革流行曲(上)



(语录歌《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下定决心》歌词：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记者：今天我和美国芝加哥的音乐博士汪成用和东西方音乐艺术团音乐总监，音乐博士杨逢时一起介绍文革时期的流行歌曲。汪成用博士，你是文革的“过来人”了，这两首歌曲肯定熟悉了？



汪成用：当然，这是两首文革的语录歌。我记得是1966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日报》发表了第一批“毛主席语录歌”10首，其中就包括《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还有这首《下定决心》。



记者：10月1日，这些语录歌开始在全国演唱，揭开了文革流行歌曲的序幕。紧接着，10月12日和25日，《人民日报》分别发表了第二批和第三批语录歌12首，包括著名的《造反有理》。



(歌曲《造反有理》歌词：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汪成用：文革一开始的时候，除了文革以前遗留下来少数歌曲之外，基本上就是语录歌，其它的歌都不能唱了。



记者：一时间，中国不分男女老幼，都唱起了语录歌。这些歌的曲调通俗易唱，不仅可以借助音乐传播毛泽东的话，而且可以借助歌曲的形式记住毛泽东的话。在那个对毛泽东狂热迷信的年代，唱语录歌也成了对毛泽东表忠心的一个途径。



汪成用：语录歌多数是集体创作，但是只有一个人比较特殊，就是劫夫。有不少语录歌都是他写的。



记者：对，这个劫夫，真名叫李劫夫，是现代中国音乐界的名人。文革前是沈阳音乐学院院长和辽宁省音协主席。他一生中写过两千多首歌，包括130多首语录歌。在第一批10首语录歌中，就有8首是他谱曲，可见他当时有多红了。



汪成用：除了语录歌以外，李劫夫还曾经为毛泽东的35首诗词谱曲。他是为毛泽东诗词谱曲最多的一个作曲家。



记者：对。其中一首就是毛泽东1961年2月写的七绝《为女民兵题照》。当时，毛泽东的一个女友、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个女机要员给毛看了一张自己持枪的照片。毛泽东有感而发，即兴写了这首诗，并且于1963年12月公开发表。李劫夫为这首诗谱了曲，于1965年2月发表。



(歌曲《为女民兵题照》歌词：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记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这位毛泽东的女友后来不满毛泽东不准她结婚，说毛泽东“将她作为泄欲器，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过的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毛泽东恼羞成怒，还让中办主任汪东兴组织开会批评这个女机要员。



汪成用：我记得是1969年“九大”以后，开始产生了一大批创作歌曲，当然内容上也都是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歌颂。



(歌曲《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歌词：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锦绣河山更加壮丽，更加壮丽......)



记者：文革时期的很多颂歌是用少数民族民歌曲调写的，实际上很多作者是汉族人。为什么要借助少数民族的曲调呢？杨逢时博士？



杨逢时：首先，那个时候说毛泽东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大救星，他恨不得成为全世界的大救星，所以要全国各民族敬贡。因此文艺工作者就想尽办法，挖掘所有少数民族的东西来为他唱颂歌。



另外一点是，中国的少数民族有能歌善舞的特点。他们的民间音乐素材当中存在很多动听、有特点的旋律。作曲家想把颂歌写得优美一点、动听一点，但是又怕被批判，说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或者是“封、资、修”的东西。但如果是少数民族的曲调，他就可以说：“你看，这是少数民族的东西，不是我的。”



(歌曲《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歌词：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汪成用： 应该说作曲家都想写好听的曲调，但当时有很多政治上的限制，所以作曲家总要想办法，想各种各样的理由，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来发挥自己的才能。我想，机会之一就是借助少数民族特有的音调和节奏来把自己的作品艺术化一些。



杨逢时：比如说，那时不敢写三拍子的歌曲，因为它有西方圆舞曲之嫌。但是用少数民族的曲调写就有借口了。



汪成用：像朝鲜族有一个《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就是三拍子。这个别人就说不出什么了，因为这是朝鲜族的嘛。



(歌曲 《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歌词：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照得边疆一片红。长白山千里战鼓隆隆，海澜江畔红旗飞扬。千条江河归大海，万朵葵花向阳开......)



记者：我看，文革流行歌曲的最大特点就是艺术和政治挂钩。



汪成用：对。就是所谓的文艺为政治服务。但是这种政策其实 并不是从文革开始的。中共的文艺政策最早是从苏联共产党那里学来的，可以追溯到列宁时期。



列宁在“十月革命”时期就公开提出“文学属于党”的观念，这个核心思想就是文艺是要为党服务，为政治服务。到了大概1934年，苏共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么一个方针，把这个确定为苏共党文化的核心。



毛泽东全盘接受和承传了苏共这个理论，到了1942年就把它和盘托出，提出了一个核心思想，就是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要为政治服务。当然，所谓为工农兵服务实际上也是一个幌子，说到底就是文艺要为这个政权服务。



1949年以后，所有中国文艺工作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熟读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以这条路线实际上是从苏共开始，到中共的延安时期，到文化革命以前的17年，一直这样延续过来的，只不过在文革中达到了高潮而已。



记者：少数民族民歌曲调又成了有力的工具。



汪成用：是这样。从文化上来讲，汉族人比较内向，“琴棋书画”可以说是他们的文化传统；而少数民族比较奔放，能歌善舞。



杨逢时：比如说新疆民歌，本来就有比较西化的曲调，像和声小调。如果你不用新疆民间曲调写的话，自己写，弄不好人家会批判你的作品带有西方资产阶级色彩。



记者：这首文革时期的《万岁毛主席》就是新疆民歌曲调。



(歌曲《万岁毛主席》(文革版) 歌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敬爱的毛主席，革命人民心中的太阳，心中的红太阳。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毛主席！)



记者：你们再听听这段《万岁毛主席》



(歌曲《万岁毛主席》(现代版) 歌词：革命人民心中的太阳，心中的红太阳。万岁毛主席！毛主席万岁！万岁毛主席！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毛主席！)



记者：文革歌曲政治性强，那些歌词在今天未必有多少感染力，但是歌曲流传下来了，甚至被改成了摇滚乐、轻音乐。比方说，当年以少数民族民歌曲调写的《阿佤人民唱新歌》。



(歌曲《阿佤人民唱新歌》(文革版) 歌词：村村寨寨，打起鼓，敲起锣，阿佤唱新歌。毛主席光辉照边疆，山笑水笑人欢乐。人民公社好，架起幸福桥，哎......哎......)



记者：文革以后改成了流行曲。



(歌曲《阿佤人民唱新歌》(现代版) 歌词：村村寨寨，打起鼓，敲起锣，阿佤唱新歌。共产党光照边疆，山笑水笑人欢乐......)



记者：还有轻音乐版。



(歌曲《阿佤人民唱新歌》(轻音乐))



记者：当时还有一首颂歌叫《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



(歌曲《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文革版) 歌词：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您的光辉思想永远照我心......)



记者：中国当代的“超女”李宇春也唱这首歌。



(歌曲《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现代版) 歌词：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您的光辉思想永远照我心。春风最暖......)



去年北京一家毛泽东主题餐厅的表演。少女不知乱国恨，京中犹唱文革歌。



记者：文革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场灾难。但是为什么一些文革流行歌曲能够流传下来呢？



汪成用：我想关键的问题是，这场灾难其实还没有过去。不少历史学家把目前中国所处的时代称为“后文革”时期，我认为很有道理。把目前的中国与文革时的中国比一比，很多人，我觉得，他们过多地强调了它的变化，比如“经济腾飞”。其实本质上可以说是没有变。



杨逢时：是呀，那个亲手发动文革的毛泽东现在在中国还被称为“伟人”，他的尸体还放在天安门广场展览，他的像还挂在天安门上。同样，那个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还是“伟大、光荣、正确”。所以文革其实并没有从根本上被否定。



汪成用：前几天我看了看中国中央电视台那个春节晚会，其中有些新创作的歌功颂德的歌曲，其实与文革歌曲没什么两样。既然还是“后文革”时期，那文革的歌曲还在流传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杨逢时：另外，称这些歌曲为“流行”歌曲并不妥。首先，真正的流行是自由竞争的产物，如果中国在那个时期什么歌曲都能唱，可唯独“语录歌”、颂歌，大家最爱唱，流传最广泛，这可以叫“流行”。可实际情况是，除了歌唱毛泽东，歌唱共产党的颂歌与“语录歌”，其他全是“禁歌”。这能说是“流行”吗？这叫“强行”。



汪成用：有人可能会说，现在有些文革的老歌确实在中国有很多人唱啊！我认为，大概主要还是在四、五十岁以上的，经历过文革的人，在这些人中有市场，有共鸣。对于年轻人来说，即使“喜欢”，大多也是猎奇。



可是要知道，这些四、五十岁的人，包括我本人在内，生长的环境基本上是个“文化荒漠”。我们经历过强化的“洗脑”，再加上目前还处在“后文革”时期，所以这批人所生活的文化环境基本上还是原来的文化环境。这可能也是这些人还在唱文革歌曲的一个原因。



再一个应该提到的原因是，有些文革歌曲的原形其实本身并不是文革时期创作的，它的原始曲调和原词可能根本不是歌颂毛泽东的。



比如说1971年的时候，《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了5首陕北民歌，内容全部是歌颂毛泽东、歌颂党的。其中有一首歌颂毛泽东的歌，我记得是这么唱，(唱)“高楼万丈平地起，盘龙卧虎高山顶，边区的太阳红又红，边区的太阳红又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记者：这首歌叫《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歌曲《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歌词：边区的太阳红又红，边区的太阳红又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毛泽东......)



汪成用：对。但是这首歌的原始民歌实际叫 《光棍哭妻》。原词好像是这样的：(唱)“正月里来锣鼓敲，锣鼓敲得我好不心焦，有老婆的人儿真热闹，没老婆的人儿，心骚骚，哎哟，我的孩子他的娘啊。”



记者：啊，是这样。(笑)



汪成用：到了文革，这个歌的曲调几乎原封不动地用来歌颂毛泽东。另外还有一些民歌，基本上是原始民歌，或者是和原始民歌很接近，只把歌词、曲调稍做修改，就变成了文革的颂歌。



记者：也有文革期间创作的歌曲，今天的人把有关文革的词给改了，继续唱。比方说耿莲凤、张振富在文革中唱的《毛主席，我们永远歌唱您》。



(歌曲《毛主席，我们永远歌唱您》(文革版) 歌词：您的思想是春天的雨露，我们在您的哺育下茁壮地成长。您亲手点燃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把我们百炼成钢......)



记者：你们听，他们唱的是：“您亲手点燃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把我们百炼成钢。”而现在呢，他们的词改成了“您亲自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使祖国繁荣富强”。



(歌曲《毛主席，我们永远歌唱您》(现代版) 歌词：我们在您的哺育下茁壮地成长。您亲自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使祖国繁荣富强。)



记者：有点篡改历史之嫌了。(笑)



汪成用：(笑)为“历史歌曲”“重新填词”，这是中共的一个绝技了。文革中重新发表的五首“历史歌曲”，哪一首不是在“重写历史”啊？这点改动实在是不足挂齿。



记者：说到历史，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由于不满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军事介入，发表了题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五二零声明”。中央乐团创作了一首歌曲，叫做《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在当时非常流行。其中有一句歌词是“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谁怕谁”这个说法后来成了人们经典的口头禅。



(歌曲《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歌词：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历史规律不可抗拒，不可抗拒。美帝国主义必然灭亡，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



记者：但是跟着毛泽东拼命骂“美帝国主义”的中国人怎么也想不到，不到两年之后，“美帝”的总统尼克松访华，与毛泽东握手言欢，中美两国准备联手对付原来的“老大哥”──“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了。



还有一首歌，喊口号更是直接。这首歌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创作于“批林批孔”运动期间，但是成为人人皆知的文革流行歌曲却是在“批邓”期间。由于毛泽东指责邓小平要翻文革的案，文革派就拿出这首歌大唱特唱，赞颂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



(歌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歌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



记者：儿童歌曲也被用来为政治服务。



(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歌词：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



记者：如果说这首《我爱北京天安门》还带点儿童味道的话，那首《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可就“童真”全失了。歌里边唱道：“鼓吹‘克己复礼’，梦想搞复辟”。



显赫一时的林彪在垮台后被唱成“坏东西”(歌曲《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歌词：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嘴上讲仁义，肚里藏诡计，鼓吹‘克己复礼’，一心想复辟，呸！)



记者：让儿童唱这种他们无法弄懂的歌词，实在让人啼笑皆非。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间到了。杨逢时博士，汪成用博士，我们下次节目再继续一起介绍《文革流行曲》。



杨逢时、汪成用：谢谢。

蒋世华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史称“十年浩劫”。文革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之大、影响之深、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共产党在中国-回首文革》节目要为各位作系列报导，介绍文革的前因后果、历史事件、冲击和影响，以及被卷入的大人物与小百姓和命运赌博的血泪实录，向大家呈现事实真相。



(24)文革流行曲(下)



记者：这次节目还是我和美国芝加哥的东西方音乐艺术团音乐总监杨逢时博士和音乐博士汪成用一起介绍文革时期的流行歌曲。对于这些歌曲，你们怎么评价？



汪成用：文革时期这些歌曲，从它们产生的方式到推广的方式，都脱离了艺术的范畴。不管是“好听”还是“不好听”，都很难用评价艺术的方法来评价这些歌曲。准确地说，这批歌曲是用来制造意识形态的一个产业。它们的生产过程是变态的，不是正常社会产生出来的作品。



汪成用：其实，在希特勒时期，也有不少歌颂希特勒，歌颂当时的第三帝国的作品。但是如今，如果你想找一首这样的歌，通过正常途径很难找到。只有在网上找关于第三帝国的信息，可能这些歌会跟着出来。因为这个时期已经结束了，这个人物已经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所以他那个时期的歌曲，不管写得好听还是难听，统统被扫入历史垃圾堆。



你设想一下，如果有一天，毛泽东在人们心目中像希特勒一样，那些歌曲是不是还会流传，还会唱呢？



记者：说到对希特勒的歌颂，我联想起文革中还有一个现象挺有意思。当时影响最大的媒介不是电视，而是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晨的开播曲是《东方红》。唱颂毛泽东是“人民大救星”。



(歌曲《东方红》歌词：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记者：晚上收播曲是《国际歌》，就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歌曲《国际歌》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记者：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硬是持续了那么多年。文革时期有一些电影插曲也很流行。



(歌曲 《春苗出土迎朝阳》歌词：翠竹青青哟，披霞光；春苗出土哟，迎朝阳......)



记者：就像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描写农村赤脚医生的电影《春苗》的主题曲。



(歌曲 《春苗出土迎朝阳》歌词：......迎着风雨长，挺拔更坚强。社员心里扎下根，阳光哺育春苗长......)



记者：还有反映中共红军时期的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插曲《红星照我去战斗》，算是当年流行的抒情歌曲了。



(歌曲 《红星照我去战斗》歌词：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雄鹰展翅飞，哪怕风雨骤。革命重担挑肩上......)



记者：文革时期还有一种特别的流行曲，就是江青当年特别扶植的“革命样板戏”。



( 《红灯记》唱段--《浑身是胆雄赳赳》唱词：谢谢妈！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乾杯万盏会应酬......)



记者：当时这首唱段很流行，而且扮演李玉和的钱浩亮也成了文革红人，一路高升，最后成了文化部副部长。类似这种情况的还不止他一个人。在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扮演党代表洪长青的刘庆棠也是这样交了官运。



(歌曲 《红色娘子军连连歌》歌词：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向前进，向前进......)



记者：刘庆棠是江青的亲信，文革干将，在文革中迫害过好多人，后来也当了文化部副部长。



(钢琴伴唱《红灯记》唱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唱词：奶奶，您听我说。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



记者：钢琴伴唱《红灯记》本来是中国著名钢琴家殷承宗在文革的一次街头演出中临时想出的迎合观众的方法，却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得到江青的赞许。1968年7月1日，毛泽东观看以后予以肯定。于是，钢琴伴唱《红灯记》成为“洋为中用”的创举，其地位与当时的“八个样板戏”齐名。



(钢琴伴唱《红灯记》唱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唱词：......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记者：殷承宗还有一个钢琴协奏曲《黄河》。1970年，经过江青的批准，殷承宗领导将冼星海和光未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改编成钢琴协奏曲，并且根据江青的建议，修改了一些歌词，加入了《东方红》和《国际歌》的旋律，从而使作品带上了一些文革色彩。



(钢琴协奏曲《黄河》片段)



记者：钢琴协奏曲《黄河》和钢琴伴唱《红灯记》使江青对殷承宗非常满意，不仅恩准特别从国外给他进口了一架高级钢琴，并且和当时的国务院文化组组长，也就是文化部长吴德一起作为介绍人，让殷承宗加入了中共。殷承宗成为中央乐团团长和四届人大常委。



(钢琴协奏曲《黄河》片段)



记者：不过，文革中文艺界升官升得最高的是文化部长于会泳。他曾是上海音乐学院一个有才华的教师，参加过样板戏《海港》的创作，是京剧《杜鹃山》的主要作曲人。



(京剧《杜鹃山》片段唱词：......同命运，一条心。 往年同受同样苦，今朝同把冤仇申。愿天下工农团结紧，砸开铁锁链，翻身做主人。)



记者：但是他积极追随江青，是文革派的重要成员之一。受到他打击的一个人就是后来中国著名的作曲家施光南。



(歌曲《打起手鼓唱起歌》歌词：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牧场牛羊壮，丰收的庄稼闪金波。我的手鼓纵情唱，跃进的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大寨花，花开千万朵......)



记者：1970年底，天津歌舞团作曲家施光南创作了《打起手鼓唱起歌》。由中央乐团著名歌唱家罗天婵演唱以后，在当时满天满地充满战斗性的革命歌曲之中，这首歌鹤立鸡群，一下就受到人们的青睐，传唱甚广。其实，这首歌也是歌颂毛泽东的颂歌，但是于会泳却说这首歌是“修正主义路线回潮”。于是，电台和电视台不再播送这首歌了。



(歌曲《打起手鼓唱起歌》歌词：......流的家乡遍地歌。我的手鼓纵情唱，唱不尽美好的新生活。站在草原望北京，越唱歌越多。睐睐睐......)



记者：我们上次节目说的李劫夫，别看他文革初期那么红，后来却进了监狱。



李劫夫1937年就到延安参加了八路军，第二年加入中共。之后一直从事中共的宣传工作。但是1949年以后，他的政治命运坎坷。1957年差一点被打成“右派”。1959年被定为“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文革初期，他受到江青和康生等人的保护，没有受到严重冲击。李劫夫因为创作语录歌有功而保住了官，继续掌管沈阳音乐学院，只是头衔改成“革命委员会主任”。



但是，李劫夫是林彪的亲信、当时解放军的总参谋长黄永胜原来的部下，因此与黄永胜关系密切。1968年春节前夕，林彪接见了李劫夫一家。李劫夫心情激动，给叶群写了一封向林彪表忠心的信，说是要“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永远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李劫夫还为林彪语录谱曲，最著名的是《永远学习“老三篇”》。



(乐曲《永远学习“老三篇”》)



记者：他也为林彪的诗《重上井冈山》谱了曲。“9/13事件”发生后，李劫夫误以为毛泽东病逝，林彪要接班，因此准备写一首《紧跟林主席向前进》。这是他一生中准备创作的最后一首歌曲，结果不仅没有写成，而且被说成是投靠林彪反党集团。李劫夫被关押起来，他写的歌也不准唱了。



可是在1973年9月12日，他的一首歌被意外地公开演唱了一次。在这一天，中国总理周恩来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观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演出结束时，外交部礼宾司提出一起唱一首歌，有人提出唱《我们走在大路上》。结果，大家唱起了李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



(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歌词：我们走在大路上，高举红旗向太阳。毛主席领导革命队伍，披荆斩棘奔向前方。向前进，向前进，革命洪流不可阻挡......)



记者：这可犯了大忌了。江青说“这是为林彪一伙翻案的行为”，兴师问罪。好在当时在场的周恩来并没有提出异议，而且一起唱了，江青只好不了了之。



在那个时候，一般演出结束时都是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所以，要是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就没事了。因为这首歌的作曲是王双印，当时是江青“文革派”的红人，黑龙江省文化局副局长，春风得意。



王双印原来是哈尔滨歌剧院独唱演员兼作曲。1964年，距离文革还有不到两年的时候，中国上下左倾思潮已经大肆泛滥。王双印为了配合当时“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谱写了这首歌颂毛泽东的歌曲。



(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歌词：......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鱼儿离不开水......)



记者：中国总理周恩来当时对这首歌大加赞赏。在文革中，林彪在一次题词时使用了这首歌中的两句歌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更赋予这首歌特殊意义。《大海航行靠舵手》成为文革的标志性歌曲。江青也曾经对他表示赞赏。



(歌曲 《大海航行靠舵手》歌词：......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



记者：不过，文革结束时，这些红极一时的人也都落了难。于会泳在1977年被关押期间自杀。钱浩亮、刘庆棠、殷承宗、王双印都被审查、关押了几年甚至十几年。李劫夫在1976年“四人帮”垮台两个月之后在监狱里死去，有人说是因为他听说“四人帮”垮台而感到兴奋，心脏病突发而死。



文革宣传画和红色歌曲回来了，可是，20世纪末以来，这些当年的文革红人竟然再一次红了起来。王双印出版了《王双印歌曲选》。1994年2月28日，在哈尔滨举办了“王双印从艺45周年音乐作品大型演唱会”。据报道，王双印再次演唱了风靡文革时代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引起台下的热烈共鸣。



(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王双印唱)歌词：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记者：至于李劫夫，在沈阳、北京和广州，曾经先后三次举行过《劫夫作品音乐会》，反响热烈，还出版了他的歌曲集和录音。2001年的刘庆棠是广州一所大学艺术学院的名誉院长。2001年4月，殷承宗和钱浩亮在北京同台演出钢琴伴唱《红灯记》，大受欢迎。中国社会上大有一股要为这些人“翻案”的趋势。



(钢琴伴唱《红灯记》唱段《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唱词：提蓝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她。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记者：文革的时候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你们认为文革流行歌曲有没有为文革服务？



杨逢时：当然，对文革起了推波助澜作用。



记者：服务得非常成功？



汪成用：可以这样说。



记者：那么应该怎么评价那些创作这些歌曲的人呢？



汪成用：我还是想首先强调刚才提到的一个问题。首先是怎么评价发动文革的毛泽东和共产党。因为对于大多数经历了文革的人来说，他们既是参与者，又是受害者。他们也同样受到了党文化的洗脑。他们在用自己的创作扭曲别人的同时也严重地扭曲了自己。



杨逢时：就像坐在井底的青蛙，只看到上面这么一点点天空，就以为世界就是这样的。就知道毛主席伟大，共产党伟大，没有别的选择， 没有别的信息，最重要的是，没有自由。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艺术家个人的自由的创作天地。



记者：但是作为参与者，他们所起的作用明显比一般的人，比方说比你我这样的人，要大得多。



汪成用：对我来说，我更愿意从自我反思开始。我希望中国能尽早有一种自我反思的环境。



记者：文革以后，一些人受到谴责，比方说“四人帮”。但是文革不是“四人帮”发动的，是毛泽东发动的。“四人帮”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从事文革。他们受到谴责是因为他们造成的影响太大。



这些创作歌曲的人响应号召，创作歌曲。我们响应号召，唱这些歌曲。但是他们不仅仅是受害者，他们还用他们的歌毒害了别人。他们创作了这些歌曲，从精神上和思想上给人民洗脑。“四人帮”和所谓的“三种人”都受到谴责，但是这些创作文革流行歌曲毒害他人的人却没有受到谴责。



有人觉得，文艺是软性的东西，只是歌曲嘛，歌曲能害谁呀？实际上歌曲可以给人洗脑，而且是潜移默化、自觉自愿地给洗脑，作用太大了。



经过那个时代的很多人，脑子里形成了两个世界。一个世界是实际的世界，是10年的痛苦经历；另一个世界是一个理想的世界，莺歌燕舞，在歌里边。这很具有讽刺意味。



汪成用：我本人更为关心的是，尽早能够走出“党文化”的阴影，尽早能够结束中国的“后文革”时代。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嘛，叫“恶梦醒来是早晨”，可文革的恶梦在中国还没过去。



杨逢时：我也希望中国人能够尽早认清文革这场灾难的根源。这样，艺术家才能创作出真正的不朽的、属于自己的艺术作品。



记者：好，谢谢汪成用博士和杨逢时博士。



杨逢时、汪成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