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相——回首文革

蒋世华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史称“十年浩劫”。文革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之大、影响之深、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共产党在中国-回首文革》节目要为各位作系列报导，介绍文革的前因后果、历史事件、冲击和影响，以及被卷入的大人物与小百姓和命运赌博的血泪实录，向大家呈现事实真相。



(11)毛周左右之争



“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要清洗林彪势力，急于重新使用在文革中被自己打倒或者打入冷宫的大批老官员。“九一三事件”两个月后的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亲自为当年自己怒斥过的“二月逆流”平反，把当年军队元老对文革派的不满硬说成是军中元老对林彪的不满，而事实上，林彪在“二月逆流”中曾经支持过这些军队元老。



毛泽东甚至假惺惺地问叶剑英：你们那时为啥不来找我嘛？你们写写，我批上几句嘛！



为何起用老干部



文革专家宋永毅说：



“对毛泽东来说，他解放这些老干部，他是被迫的。如果说原来林彪那帮人仍然在这个权力机构里边，他不用解放，或者他不用急着解放。那么林彪那批人是他清洗的对象，那么他要依靠谁去清洗呢？他当然要依靠人去清洗。清洗完了，这些工作当然要有人给他做。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毛泽东当然急于要做这个事情。这是第一。



“第二个呢，毛泽东是一个权术老手。只要他活着一天，他永远是在党内的各个派别之间搞平衡。现在既然林彪搞掉了，他当然要扶植另外的派别上来，以便于他搞平衡。



悼死者以收人心



毛泽东急于借恢复老官员名誉的机会收买人心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1972年1月6日抱病参加陈毅元帅的追悼会。文革专家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说：



“据知情人说，毛泽东本来并没有决定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但后来听说陈毅死后，三零─医院门口自发地聚集了不少从四面八方闻讯赶来的老干部。他们站立在寒风中等候，久久不肯散去，坚持要向陈毅的遗体告别，而且人数越聚越多，这件事后来惊动了高层。毛正是在看到这一点后，才在最后一刻决定参加陈毅追悼会的。”



周恩来顺水推舟



善于体察毛泽东意图，坚决贯彻毛泽东旨意的周恩来非常乐于看到毛泽东起用老官员。他后来以捧毛的方式表示老官员是忠于毛泽东的。他说：“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使我们这些老干部、使我们忠于主席的人，都很感动。”

  

周恩来和陈毅的密切交情有几十年的渊源。文革初期，周恩来曾经亲自出面保护陈毅。但是在“二月逆流”之后，毛泽东将陈毅打入冷宫，并且在中共九大上让陈毅作为“右的代表”进入中央委员会，周恩来只好疏远陈毅。



后来，陈毅在庐山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和陈伯达、汪东兴、以及林彪的亲信一起围攻张春桥。毛泽东发怒之后，周恩来也曾经落井下石，当众批评陈毅和陈伯达“二陈合流”。



陈毅去世的时候还算是“犯错误的人”，因此陈毅的悼词最初曾经有“有功有过”的评价。周恩来有心为老战友送好最后一程，加上“功大于过”的字句。毛泽东则索性好人做到底，将功过评价的字句全部删掉，表示：“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追悼会前接见陈毅的家人，说陈毅是“好人”，是“立了功的”，并且把陈毅抑郁而死的责任推给林彪，他说：“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不顾文革派反对 解放大批官员



周恩来则乘势着手“解放”老官员。1972年4月24日，周恩来亲自审阅了《人民日报》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指责林彪对官员“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强调“90%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老干部”和文革中的“新干部”“都是党的宝贵财富”。



周恩来提出一份有300多名老官员和老将军的名单，并且多次亲自主持中共政治局会议，不顾江青等文革派的反对，逐一“解放”了这些官员。



周壮大权力基础



记者问文革专家宋永毅：周恩来为什么积极促成解放老干部呢？



宋永毅：第一，这是毛泽东的意思。他是个大忠臣嘛，他永远是积极贯彻的。另外一点呢，就周恩来来说，这些老干部好多都是他的部下。他促成解放，对他来说，也是巩固他势力的一个机会。你不要以为周恩来完全是大公无私啊。周恩来在这件事情上是既有公，又有私。或者我认为，私大于公。



“你比如说151个还是157个将军，周恩来找每一个人谈话，解决他们问题的时候。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周恩来已经不在军内任职。但是他找每一个人谈话，他把每一个人都分配到一个很满意的位置上。这一百多个将军，经过他的手解放，就是他的人了，就是他和叶剑英的人了。后来确实也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最后就奠定了叶剑英后来能够一举搞掉四人帮的基础。



“对于一个忠臣来说，你说他不防毛泽东？他当然防毛泽东。怎么防毛泽东？怎么使得毛泽东不能轻易把他搞掉？当然也是把自己的根基，把自己的势力越是扩充越安全了。所以我觉得，在温情脉脉的忠臣的幌子下面，实际上都是有那些黑暗的，或者是肮脏的权术的。”



毛：权交周恩来



“林彪事件”以后，周恩来无意之中成为党内第二号人物。毛泽东把中国的党政大事都交给周恩来办理。1971年10月3日，毛泽东撤销了由林彪属下控制的军委办事组，成立了由军队元老叶剑英元帅为首的军委办公会议来控制军队。毛泽东亲自指示说：“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



1972年初，毛泽东大病一场。1月18日，毛泽东由于心肺功能问题而发生休克。醒来以后，毛泽东当着江青的面表示要把权力交给周恩来。他对周恩来说：“我不行了，全靠你了。”“我死了以后，事情全由你办。”“就这样定了。”



毛泽东过去从来没想过要周恩来接他的班。他确立的接班人最早是刘少奇，在刘之后是林彪或者邓小平。在1972年，刘少奇和林彪死了，邓小平还由于刘邓路线而落魄江西。毛泽东似乎是在一时找不到接班人的情况下临时准备将大权交给周恩来。



江青指责周逼宫



此时的周恩来对毛泽东忠心耿耿，也从来没想过要当中国的头号领导人。毛泽东昏厥过去，周恩来曾经紧张得大小便失禁。因此对于毛泽东向他交权的想法并不愿意接受，也不敢接受。在毛泽东病情有所好转之后，他立即向毛泽东表示：“我们还是在主席领导下工作。”



但是即使这样，江青后来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仍然指责周恩来逼毛泽东交权。周恩来感觉到了“高处不胜寒”的味道。林彪死后，周恩来就曾经当着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纪登奎嚎啕大哭，说“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



周恩来当时心里到底担心什么，人们无从所知。但是周恩来后来的境遇的确是非常艰难。



毛记仇 猜忌周



文革专家宋永毅说：



“从历史上来说，毛泽东从来不放心周恩来。历史上，周恩来和毛泽东非但有过矛盾，可以说有过一点仇的吧。尤其是在三十年代。毛泽东这个人是非常记仇的。你看他临死的时候还把批周恩来的那些文章拿出来读。



“毛泽东是出于无奈，他接受一个现实，就是因为林彪的倒台，党内的第二号人物，而且是最有权的人物就变成了周恩来。也就是说，周恩来大大的填补了林彪所带来的权力真空。那么毛泽东对他就更不放心了。



毛夫妇逼周检讨



1972年五、六月间，中共召开有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批林整风汇报会。在会议中间，毛泽东单独找周恩来谈话，说是要总结“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教训”，让周恩来在会议上发言，谈谈建国前党内六次路线斗争。江青随后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要周恩来在发言中“多讲点历史事实”，也就是多讲讲自己的问题。



开始周恩来只写了一个提纲，但是江青逼着他“联系实际”。周恩来只好关起门来花10天的工夫写了一份30多页的发言，主要是讲自己曾经在王明的所谓左、右倾路线中犯过严重的错误。



毛周旧怨



在国共第一次内战的1931年和1932年的中共“宁都会议”上，毛泽东曾经先后两次被剥夺军权。接替他的就是当时毛泽东的上级领导周恩来。



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写道：



“那时，周恩来与‘三人团’(指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中的其他人站在一边，阻挠毛的建议。......如果说，没有证据表明周恩来支持博古和李德要搞掉毛的阴谋的话，也没有证据表明周恩来曾参与反对此种阴谋。”



“宁都会议”之后，失去军队指挥权的毛泽东曾经向周恩来表示：“前方如有急需，可来电报，我即前去。”但是周恩来从来没有找过毛泽东，而是依靠自己的组织能力和朱德、林彪的军事才能取得了所谓的“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毛泽东是否有被冷落的感觉，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至少在四十年以后的1972年，周恩来在毛泽东的压力之下被迫“自我批评”时把“宁都会议”列为所犯“路线错误”之一，说自己曾经大力执行“王明路线”，在“宁都会议”后“未曾向主席求教过一次，现在反省起来，对照主席在宁都会议的临别之言，我真无地自容！”



批经验主义即批周



中共“延安整风”期间，周恩来被指责犯了“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毛泽东的整风干将刘少奇指责周恩来没有同王明、博古“另立中央”的行为进行斗争，成了“教条主义的帮凶”。江青等文革派后来批判“经验主义”，就是要指桑骂槐地批判周恩来。



周恩来后来在中共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连续三天做了“自我批评”发言，并且说：“我一直而且永远自认为，不能掌舵，只能当助手”，表明自己没有夺权的野心。



毛曾批极左  



在“林彪事件”后，毛泽东曾经将林彪定为极左派。1972年6月8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国客人的时候说：我们的“左派”是什么一些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总后台叫林彪。



毛泽东还曾经指示要“深挖516反革命集团，批判极左思潮”。



周恩来贯彻



从1971年年底到1973年，周恩来试图借批判林彪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来对经济领域进行整顿，恢复规章制度和正常秩序，发展工农业生产。



不料，周恩来的努力同文革派发生了冲突。在1971年12月，张春桥就反对下发周恩来支持的《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声称批“空头政治”就是批“文化大革命”。



周恩来在1972年8月1日和2日向驻外大使和外事机构的人员发表讲话说：



“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极左思潮就是夸夸其谈，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由于毛泽东当时表示要调回驻外机构中搞极左的人，周恩来也说：“如果驻外使领馆现在还有人搞极左，就要把他们调回来学习，不要妨碍我们的对外工作。”



毛泽东得势便转向



然而毛泽东此时却感到批极左不对头了。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说：



“毛泽东在看到周恩来在外交部批极左的讲话后，曾把他这种内心的隐忧向张春桥、姚文元这两位文革派大将谈过，表示不赞成批林彪的‘精神万能论’、‘唯意志论’和‘空头政治’，认为这样搞，将会批到邪路上去。



“毛之所以在林彪事件后的一段时间里，对周恩来批极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主要是因为当时迫于形势而不得不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作出某种限度的松动。现在，毛自觉已经渡过难关而决心在政治上刹车了。”



文革派反击



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便充当了毛泽东的马前卒。他们在审议1972年中国国庆的社论时删去了“要批判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这句话。并且说：批左不要过头。



1972年10月中旬，《人民日报》刊登了一整版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是该报理论部王若水根据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精神而组织撰写的。江青等人对《人民日报》社大兴问罪之师。张春桥、姚文元说这几篇文章是“大毒草”，提出“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的抬头”。随后，《人民日报》社被责令在内部开展“反右倾回潮”运动。



1972年11月底，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外交部的一份外事工作报告提出要“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周恩来批示同意。但是张春桥在报告上批道：“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



江青则提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周恩来无奈，只好同意删掉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字眼。



政策之争 + 权力之争



记者问宋永毅：是周恩来主动地向文革派挑战了呢？还是文革派主动地向周恩来挑战了？



宋永毅：我认为是文革派主动地向周恩来挑战。



记者：文革派反周恩来，是因为周恩来那些做法，文革派认为是在否定文革呢，还是说就是一场权力斗争，就是说文革派认为周恩来阻碍了他们更上一层楼的路呢？



宋永毅：我认为这两个因素都有。但是更大的因素，我认为是你说的第二个，周恩来阻碍了他们全面夺权。



王若水上书



1972年12月5日，文革后曾经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王若水对《人民日报》社内的“反右倾回潮”运动不满，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同意周恩来批极左思潮的做法，同时反映张春桥和姚文元反对批极左。



王若水是希望毛泽东支持周恩来，支持批极左。哪想到结果适得其反。12月17日，毛泽东召见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明确提出：“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他指出，林彪“是极右”，是“修正主义”。



翻云覆雨批极右



记者问宋永毅：在这个时候，周恩来为什么就不能顺着文革派？为什么就不能说，我不批极左？那些规章制度难道一定要恢复起来吗？



宋永毅：“当时的情况下，我不认为周恩来知道这个事情会和文革派发生那么大的冲突。第一个呢，周恩来在理论上他不是很敏感的。



“第二个呢，你如果看一看林彪事件以后中共中央发的那些文件，当时没有把他(林彪)说成是极右，是把他说成是极左的。所以毛泽东这个人呀，他老是给人家当上。明明是当时他定的调，那些中央文件他都是看过的嘛。说他(林彪)是极左的，没有说他是极右。



“等到周恩来要批极左，要做一些具体的改善的时候，文革派当然觉得，你光批林彪当然行，如果触及到他们的利益了，讲穿了，林彪和江青，他们都是文革派嘛，如果触及到他们，他把这个事情提到毛泽东那里去了，那毛泽东当然觉得他要压一压周恩来了。他就说林彪不是极左，是极右。



“因为这个触及到对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否定的问题。并不是说当时周恩来有意要借批极左来达到和文革派发生冲突(的目的)。周恩来只不过是根据当时毛泽东定下来的调子在做。因为当时的所有中央文件都是说批林彪极左的嘛。



周恩来转舵改口



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周恩来只好见风使舵，说“林彪叛党叛国，那是极右了。”“说林彪是‘左’，在原则上是错误的。”“不能把群众中的一些自由主义说成是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



1973年，中共“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强调批林整风的重点是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实质”，算是正式结束了这场“左右”之争。



周恩来批极左，本来是要贯彻毛泽东的旨意，没想到却被毛泽东和文革派打了一闷棍。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林彪事件以后一度出现的蜜月期也就此结束了。

蒋世华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史称“十年浩劫”。文革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之大、影响之深、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共产党在中国-回首文革》节目要为各位作系列报导，介绍文革的前因后果、历史事件、冲击和影响，以及被卷入的大人物与小百姓和命运赌博的血泪实录，向大家呈现事实真相。



(12)毛邓恩恩怨怨



20世纪后期，左右中国命运的邓小平在长达7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历经“三起三落”，都与毛泽东有关，其中包括毛泽东在文革中亲手将他打倒两次，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最具有戏剧性的政治人物之一。

  

向毛表忠心希望出来工作



1971年11月6日和1972年8月3日，还被软禁在江西的邓小平借林彪倒台的机会先后两次给毛泽东写信，大骂林彪，承认自己“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还言不由衷地对毛大表忠心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邓小平还再次保证“永不翻案”，并且希望出来工作。



1972年1月，毛泽东在陈毅的追悼会上放出重新起用邓小平的风声，明确表示，邓小平和刘少奇不一样，是人民内部矛盾。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来信批示说，“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是“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说邓曾经是“毛派的头子”，“没有历史问题”，“有战功”，“没有屈服于苏修”。



1973年3月9日，毛泽东批示同意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参加中共政治局重要政策问题的讨论。在8月的中共十大上，邓小平再次成为中央委员。



文革中“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2号走资派邓小平复出，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有些不可思议。答案还是在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的历史渊源之中。



毛一直最器重邓小平



1933年，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邓小平由于积极推行毛泽东的政策而受到排挤，这是他“三起三落”中的“第一落”。他也因此和毛泽东形成了“患难之交”。此后，邓小平一直是毛泽东最器重的一个人。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白水份校教授郭建博士说：



“50年代的时候，是他从四川把邓小平提到了北京当了总书记。所以，当时邓小平上得这么快，就是因为毛泽东对他非常地器重。邓小平早年跟毛泽东关系就很近。”



1952年，在成都担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奉调进京，担任副总理。



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毛泽东亲自提名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名列党的领导人第6位。



1957年，毛泽东在同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谈话时曾经说自己的接班人“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邓小平”。



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一的邓小平也没有辜负毛泽东的信任。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邓小平亲自主持落实，把将近500万人打成“右派分子”和“右倾分子”。邓小平直到死也没有彻底否定中共的“反右”运动。



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本来是兄弟关系的中苏关系恶化，邓小平与苏方针锋相对，坚决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和形像，使毛泽东大为满意，以后多次提及。



与刘纠正大跃进失误开罪毛



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邓小平坚决支持。但是到了1960年，邓小平改变了对“大跃进”的看法，同刘少奇一起试图纠正“大跃进”的失误，因此也开罪了毛泽东。



1961年3月，邓小平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安排一次会议，毛泽东显然认为邓不尊重自己，大怒道：“这是哪一个皇帝决定的？”



1962年，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人民公社的错误，毛泽东生气地打断邓的话说，“这几年错误就那么一点，谁不犯错误？人不犯错误，天诛地灭”。



1965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批评邓小平为首的中央书记处搞“独立王国”。



1966年，文革开始。8月25日，毛泽东批评说，从1959年以后，邓小平6年不向他汇报工作。一开会就在离他很远的地方坐着。



不过，毛泽东当时可能还是想保住邓小平。1966年10月，毛泽东在邓小平的检讨上批示时曾经鼓励邓小平重新“站起来”。毛说，“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



毛泽东还曾经希望邓小平能够和文革派配合工作。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文革’开始的时候，主席找我谈话，要我跟林彪搞好关系。我答应了。但与林彪谈了一次就谈崩了”。



对邓与刘区别对待



不过，即使是邓小平被打倒了，毛泽东仍然不断强调要和刘少奇区别对待。1967年5月，毛泽东让汪东兴向邓转告，刘、邓可以分开处理。如果有事可以给他写信。毛并且在几天之后接见了邓。毛对邓的批评态度缓和。



1967年7月到8月，邓小平被抄家、批斗。就在这个期间的7月16日，毛泽东还对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说，“打倒一年，顶多打倒两年”。“小平，文可以同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以同林彪、彭德怀相比”。“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邓小平出来。邓小平至少是常委”。



当时的中国军队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回忆说，1967年9月，毛泽东谈到让邓小平在中共九大上当中央委员。在80年代初，邓小平也说过，九大时，毛泽东提出过要邓当中央委员，进政治局，但是林彪他们不同意。



1967年11月5日，毛指示中央文革把邓同刘少奇区别对待。



1969年3月，毛泽东指示不要写“刘邓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而只写刘少奇一个人。毛说，“邓小平同志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一样”。



1968年，在开除刘少奇党籍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先后两次为邓小平讲好话，说“不要开除党籍，最好嘛还能够做点工作”，保留了邓的党籍，为日后重新起用邓埋下伏笔。



毛泽东还指示汪东兴直接管理邓小平的事务，保护了他的人身安全。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回忆邓小平的书中说，邓小平被送到江西软禁的时候，江西省政府的办公室主任亲自接机，亲切地称邓小平为同志，说“毛主席叫你来江西，我们非常欢迎”。邓小平在这里住的是原福州军区南昌陆军步兵学校少将校长的小楼，被称为“将军楼”，并且在一公里以外的一个县拖拉机修造厂“监督劳动”，这与当时刘少奇的命运有天壤之别。



1971年8、9月间，毛泽东在准备打倒林彪的南巡期间又想起了邓小平。他说：“邓小平不同于刘少奇，要有区别。百万雄师过大江，当时有个前委，主要还是邓小平起作用的”。



复出完全得益于毛



有人认为，邓小平在文革中的复出是周恩来鼎力相助的结果。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教授郭建博士说：“邓小平应该说是毛泽东的人，而不是周恩来的人。”



下面是记者同文革专家宋永毅的一段对话。



记者：邓小平的复出，主要是毛泽东的意思呢，还是周恩来努力的结果？



宋：绝对不是周恩来努力的结果，是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推荐他出来的。不存在周恩来推荐他的事情。



记者：毛泽东为什么要邓小平出来呢？



宋：就是为了钳制周恩来，因为毛泽东在林彪事件以后，他发现周恩来手下的人一下子填补了很多原来因为清洗林彪集团成员造成的真空。毛泽东是一个玩权术的老手，他永远想让他手下那些派别互相钳制。周恩来上来，身体又不太好。毛泽东就一举两得，第一个，让邓小平出来干实事。有一些事情恐怕是那些年轻的，比如说王洪文等人所干不了的。第二个呢，让邓小平出来钳制周恩来。  



记者：周和邓在这个时期的政治和经济观点可以说是一致的吗？



宋：基本一致的。这个是毛泽东所始料不及的。



昧着良心不得已批周



实际上，毛泽东让邓小平复出以后还曾经考验过邓小平对周恩来的态度。1973年11月到12月间，毛泽东为了压制周恩来，对周恩来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谈判中的表现横加指责，指示中共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判周恩来对美外交的“右倾投降主义”。毛泽东特别指定邓小平列席会议。邓小平也的确在会上主动发言。他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及”，而你是“可望而可及”，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



威斯康辛大学教授郭建博士这样分析说：“在那个会议上，邓小平，我觉得当然是一个策略了，我觉得是违心地批评周恩来。他不这样做的话，恐怕毛也不会信任他。他如果想出来干一些事情的话，他也不得不那样做。但是我觉得他并不是真心要批周。但是他很知道毛心里面的顾虑。”



文革专家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说，“邓小平揣摩出毛泽东点名让他参加批周会议的用心。为了让自己的考试及格，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邓在发言中对周做了诛心之论，话虽不多，份量却很重，仅仅几句话就把毛对周的欲加之罪讲了出来，而这恰恰是让周恩来深感委屈的地方。邓并非不知道这一点，但为了重新获得毛的信任，还是昧着良心讲了出来”。



果然，毛泽东得知邓发言之后高兴地说，“我知道他会发言的，不用交待也会发言的”。于是，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宣布给邓小平加官进爵。他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总参谋长吧”。邓小平再次进入中共最高决策圈。



与文革派发生冲突



邓小平的复出显然阻挡了江青为首的文革派接班的路，引起他们的不满。1974年3月，就在邓小平进入最高决策层3个月以后，中国外交部就出席联大第6届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人选问题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提出让邓率团前往。江青等人曾经大力阻拦。但是毛压制住了江青的反对意见。



1974年10月17日，江青等人借口“风庆轮”事件向邓小平发难，邓小平与江青争论之后拂袖而去。江青等人派王洪文向毛泽东告状。毛不仅批评了王洪文，还对邓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我赞成你。她(指江青)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



1975年1月，邓小平成为中共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中共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毛泽东还指定邓起草中国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



1975年1月13日，中国召开四届人大，邓小平成为第一副总理。2月开始，毛泽东指定邓小平代理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开始整顿经济，试图扭转中国工业生产大幅度下滑的局面。但是从1975年3月开始，文革派开始批判“经验主义”，影射周恩来和老官员。邓小平在4月向毛泽东请示。毛出面制止，并且批评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搞“四人帮”。4月和5月，中共政治局先后几次开会批评江青等人。江青和王洪文做了检讨。



威斯康辛大学教授郭建博士认为：“邓小平和文革派之间的矛盾我觉得是不可避免的。在理念上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邓小平就是有名的‘猫’论了，他是有一些实用主义的东西在里面。但是这个东西，你想，‘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耗子就是好猫’，和文革派那种对意识形态的那种关注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冲突我觉得是必然的。”



在邓小平同文革派的冲突中，毛泽东在开始的时候基本上是偏向邓，批评文革派。比如，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和王洪文一起赴长沙向毛汇报中国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毛在评价邓小平时，指着王洪文对周恩来说，“Politics比他强”。Politics是英文“政治”的意思。毛泽东是说，在政治上，邓小平比当时文革派地位最高的王洪文要强。毛还在纸上写道，“人才难”。周恩来会意地说，“人才难得”。毛泽东坚持让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而让文革派的张春桥担任第二副总理。



1975年6月底，毛泽东对主持中共政治局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失望，指示王洪文回浙江、上海指导运动，改由邓小平主持中共政治局日常工作。威斯康辛大学教授郭建博士说：“我觉得他把邓小平提上来是有意思想让邓小平接他的班。”



毛泽东也曾经希望江青同邓小平搞好关系。而且毛也许认为有这个可能性。郭建教授说：“当然他是希望邓小平经过他敲打了一番以后，也许会汲取以前的一些教训了。另外，你别忘了，就是邓小平当年‘大跃进’和‘反右’的时候曾经是非常的激进的，跟毛跟得是非常的紧的。‘大跃进’啊，‘反右’啊，当时主要负责的人就是邓小平。邓小平当时是总书记嘛。所以，邓小平是可以跟毛跟得很紧的。他也是可以非常激进的。所以，最起码他心里很清楚，邓小平和周恩来是不一样的。周恩来他是绝对不信任的。”



曾经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李锐也说，“邓小平的左，在历史上和毛也差不多”。



也许是基于这种考虑，1975年5月，毛曾经指示江青去拜见邓小平，好好谈一谈。结果两个人不欢而散。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叫她来，她不敢不来。谈得不好”。



其实，以邓小平本来的心态，他和文革派必然会发生矛盾。邓小平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说，1972年11月18日，尚未复出的邓小平就说，“林彪垮台了，我们党的日子会好点。就是有那么几个书生在胡闹”。



记者问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周原博士：毛泽东让邓小平复出之前，他有没有想过他们两派之间一定会发生矛盾？



周原：以他这样的经验和他对邓小平和对江青派这样一些了解，我觉得他应该想到是会有矛盾的。但是他为什么还要推举邓呢？我觉得一个是当时实际上的确没有人了。就是说如果周恩来重病，生病的话，就没有人来能够很有能力地管理国家，因为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能力还是很赏识的。再加上邓小平这种比较强的军队背景，所以可能毛泽东认为邓小平在意识形态上，在现在可以用的这些人里，还算是比较接近于他的想法的。



1975年8月，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写信给毛泽东，指责属于文革派的北大负责人迟群和清华大学负责人谢静宜。毛泽东则认为刘冰的矛头是针对毛本人的，代表了邓小平的路线。



9月底，毛泽东指定自己的侄子毛远新担任自己和中共政治局的联络员。江青的文革派借助同毛远新的密切关系，向毛泽东传递了不少不利于邓小平的信息。



邓被毛第三次打倒



1975年11月2日，毛远新对毛泽东说，邓小平“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文革翻案。他不满地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二是要算账”。



不过，毛泽东还是对毛远新说，对邓小平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



1975年11月20日，毛泽东希望给邓小平最后一个机会，提议邓小平主持制定一个评价文革的政治局决议。毛说文革七分成绩，三分不足。邓小平推托不干。毛泽东大失所望。邓小平随后被停止了大部份工作。11月26日，中共发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通知。



1976年1月21日，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且接替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至此，毛泽东希望邓小平接班的想法终于破灭，邓被第三次打倒势在必行。

蒋世华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史称“十年浩劫”。文革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之大、影响之深、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共产党在中国-回首文革》节目要为各位作系列报导，介绍文革的前因后果、历史事件、冲击和影响，以及被卷入的大人物与小百姓和命运赌博的血泪实录，向大家呈现事实真相。



(13)文革忠臣周恩来

  

文革开始以后，周恩来眼看着身边一个个老战友、老同事和老部下被毛泽东或者打入冷宫，或者打倒，甚至迫害至死，不禁有唇亡齿寒之感。他不想步刘少奇、林彪等人的后尘被毛泽东打倒，因此费了极大的心思保住自己的“晚节”，乃至在身患绝症、弥留人世之际还念念不忘。



忠君到死



1975年6月16日，已经动了三次大手术的周恩来在病榻上给毛泽东写了最后一封信。他写道：“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周恩来从来没有写出这样一份总结。这对他来说也许是有利的。否则，即使以当今中国政治价值观念来判断，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持晚节”的所作所为也很难和他“人民好总理”的形像相一致。



文革前期干将



周恩来同文革派关系十分密切。1966年，毛泽东要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指导文革。周恩来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提议陈伯达担任组长，提议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担任第一副组长。江青在文革中发迹，后来成为中共政治局委员，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文革专家宋永毅说：“周恩来从文革66年开始，一直到林彪事件之前，他一直是文革派的一员。只不过他不是文革中间的新贵。他也不是文革派中间的嫡系。中央文革碰头会谁主持呀？周恩来主持。所有这些决议都是他批准出来的。周恩来当然是文革派。”



吹捧江青



在整个文革过程中，尤其是在文革初期，周恩来曾经大力推崇江青。例如在1968年3月27日北京的一次十万人大会上，周恩来就主动介绍了“江青同志的战斗生平”。他说江青当年写过“战斗的文章”，“红文章”，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勤奋的学生”，对同志“能热情认真地帮助”，对敌人“敢于把他们端出来”。他还在大会上两次带头高呼“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1969年中共九大时，周恩来亲自提名江青担任中共政治局委员。而在此之前，江青连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到了1973年的中共十大，周恩来甚至提名江青担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只是这一次毛泽东给挡了下来。



推崇林彪



周恩来对文革中的另一个风头人物林彪也不遗余力地推崇。1966年8月，中共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周恩来对毛泽东提携林彪的想法心领神会，积极推荐林彪成为党内排名第二的领导人。为了突出林彪的副统帅和接班人地位，周恩来主动提出不再提及自己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头衔，从而也避免提及其他几位副主席的头衔，使林彪成为唯一的副主席。



为此，周恩来曾经在文革初期多次公开自豪地提及这件事，说林彪“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紧的，我推荐他为副统帅”。



在1969年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毛泽东有意让周恩来也担任副主席，周恩来一口谢绝，为的是突出林彪的接班人地位。这时，周恩来对林彪的吹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969年4月14日，周恩来在全体大会上说：



“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他还公开篡改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岗山会合的历史，把中共南昌暴动中只是一个基层军官的林彪说成是率领部队和毛泽东会师的领导人。他说：“林彪同志南昌起义失败后，带领部队上井冈山，一直在毛主席身边战斗。所以我说南昌起义的光荣代表应该是林彪同志。”



文革专家宋永毅说：“周恩来和林彪的关系好过他和毛泽东的关系。汪东兴在林彪家里面抄出很多周恩来送给林彪的，包括他们一起拍的好多照片、送给林彪的东西。陈光，就是邱会作的儿子，写的那个庐山会议讲到，说林彪一再关照他下面的五大金刚，要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中间和周恩来合作。这是特地关照多次的，说周恩来就代表我。即便是庐山会议以后，周恩来还一直想要保住林彪。他好几次让林彪做一个检查什么的。



恶毛之所恶 打毛之欲打



在吹捧文革派的同时，周恩来对毛泽东要打倒的人则是毫不留情。1965年底到1966年5月期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成为文革第一批被打倒的高级官员。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决定坚决支持，而且亲自组建了文革文件起草小组，起草开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



周恩来还在国务院系统的国家对外文委、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亲自抓了文革试点，把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张彦、韩光和张劲夫统统打入“反党集团”。在其它一些机构，包括在一些省级领导机构，周恩来则是有选择性地打“走资派”，把自己的亲信保下来。



1966年5月21日，就在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五天以后，周恩来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近万字的发言，第一次提出了“晚节不忠，一笔勾销”的说法，证明毛泽东打倒老官员的行动有理。



周恩来不惜以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为反面教材，说“瞿秋白就是一个叛徒”。原因是“他临死时写了一篇《多余的话》……意思是我不应该参加政治活动……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



结果，周的讲话传出去之后，瞿秋白的坟墓立刻被砸毁，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破坏坟墓的高潮。



批评朱德



朱德曾经是和毛泽东一起被中国人喊过“万岁”的中国领导人。1966年5月18日，中共政治局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开会批评朱德，原因是他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



周恩来在发言时指责朱德多次犯过路线错误，“反对毛主席”。还教训朱德说：“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保毛之欲保



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大批官员的事迹常常被人称颂。这其中包含着周恩来待人温和，与人为善的一面。与当时江青等人相比较，周恩来应该算是一个好人了。但是，周恩来唯毛泽东的马首是瞻。毛泽东要打倒的，他不会保护，而且还会落井下石，助纣为虐；毛泽东要保的，或者要手下留情的，周恩来便会积极保护。



紧跟毛之反复



周恩来是元帅贺龙的入党介绍人，两个人关系密切。中共南昌暴动中，周恩来是最高领导人，贺龙则是暴动的总指挥。他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就是暴动部队的主力。文革之初，贺龙落难，周恩来有心要保，而且在家中收留了贺龙夫妇。



但是在毛泽东决定打倒贺龙以后，周恩来则是坚决执行。叶群在文革碰头会上提出专案审查贺龙。周恩来表示附议。周恩来后来还亲自代表中共中央向贺龙宣布对他进行审查。他还在逮捕贺龙的逮捕令上写下数百字的批语，大骂了贺龙一通。



在毛泽东转变态度之后，周恩来会及时转向。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表示：“看来贺龙的案子假了。”周恩来马上派人把贺龙的遗孀薛明从贵州接回北京。1975年6月9日，周恩来抱病出席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亲自致悼词，先后向贺龙遗像鞠躬7次，并且哭着向薛明道歉说“没有保护好”贺龙。



文革初期，中国军队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被打倒。周恩来明知这是一场冤案，但当年不仅没有替杨成武讲话，反而落井下石。



林彪倒台之后，毛泽东表示杨成武的案子可能错了。周恩来便开始保护杨成武夫妇的安全。杨成武后来回忆说，周恩来在1974年7月31日曾经向他道歉说：“成武啊，在林彪诬陷你的会上，为了尊重主席的决定，我也说过违心的话，说了错误的话，我向你道歉。”



周恩来对“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两位首要人物的态度也能说明这一点。



迫害刘少奇



对于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毛泽东意欲置于死地而后快。《观察》杂志主编陈奎德说：“周恩来当然在路线上是比较同情刘少奇的。但是到了文革发动的时候，他选边站。他比刘更早地知道毛的意图。周在政治上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人。他后来选择站在毛这一边。”



周恩来作为“刘少奇专案审查小组”组长，不惜和江青一道陷害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大工贼、大汉奸……是一个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而且在关于刘少奇被捕叛变的罪证材料传阅件上提到要“保持晚节”，吹捧江青。



他写道：“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主席声音的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执行，这是考验我们够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能不能保持革命晚节的尺度。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向你(指江青)学习！我更要向你学习！”



江青随后在上边批示道：“向恩来同志学习！共勉励，保晚节！”



1969年10月，周恩来亲自负责将中国高级官员送往外地“战备疏散”。周恩来把刘少奇交给汪东兴手下的人去处理。尽管周恩来时时刻刻都了解刘少奇悲惨的境遇，但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曾经对刘少奇施以援手。结果刘少奇没过一个月就在河南省开封市被迫害至死。周恩来也从来没有对刘少奇之死表示过任何歉意。



已故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也承认周恩来“讲过一些违心的话，做过一些违心的事，甚至说过错话，办过错事”。



据说，邓小平在1980年3月20日也表示：“在刘少奇问题上，在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人的问题，周恩来也是有过失的。”



照顾邓小平



但是被送往江西的邓小平却有着不同的命运。记者问文革专家宋永毅：



记者：周恩来对邓小平有没有不满？



宋：周恩来对邓小平的不满，文革初期是显而易见的了。周恩来发表了大量骂刘少奇的言论，大量骂邓小平的言论。



但是由于毛泽东明确指示要与刘少奇区别对待，周恩来便亲自打电话给江西党政领导人，亲自过问对邓小平一家的生活安排，还对江西省领导人说，邓小平下去“是到农村锻炼”。



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考虑让邓小平复出，周恩来马上宣布解除对邓小平的“监督劳动”。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又借着毛泽东肯定邓小平功绩的机会，要毛泽东的亲信纪登奎和汪东兴写信提议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再拿着这封信去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欣然应允，邓小平因此复出。



奉旨解放官员



实际上，文革后期大批老官员被“解放”，最早也是因为毛泽东提议的。毛有一次问道：“怎么打倒了那么多干部？我也无意把他们都打倒嘛！”周恩来顺势“落实干部政策”，解放了数以百计的高级官员。



正如周恩来自己在文革初期所说：“主席领导我们，要我们做的，没有别的话好讲。我保了多少人，刘少奇、邓小平、王光美……但我还不是‘保皇派’，我奉命‘保’。”



牺牲干女儿、弟弟、卫士长



为了显示自己对文革的绝对支持，周恩来甚至不惜牺牲自己身边关系最密切的人。



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的阮铭1994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查证‘四人帮’的罪行中，发现那些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冤案，在逮捕令上几乎都是周恩来的签名，包括逮捕他自己的干女儿孙维世。”



1968年，在江青的逼迫下，周恩来签字批准逮捕孙维世。几个月后，孙维世惨死在监狱里。



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跟随周恩来几十年，忠心耿耿。1968年3月无意之中得罪了江青。江青要逮捕成元功。邓颖超代表周恩来告诉汪东兴说：“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说明我们没有私心。”于是成元功被送进江西的“五七干校”，一去就是将近八年。



周恩来还在1968年亲自批准逮捕了自己的弟弟周同宇(原名：周恩寿)。尽管文革后透露的情况显示周恩来当时也是担心弟弟被红卫兵迫害，因此让北京卫戍区逮捕了周同宇，“保护”起来。但是周同宇毕竟被关进监狱7年，“不能看报纸，不能听广播”，直到1975年5月才被释放。



鼓励红卫兵行凶



周恩来在文革初期还曾经鼓励红卫兵的“打、砸、抢”。1966年8月，北京市红卫兵到一个小业主李文波家里抄家，并且殴打他和他的妻子刘文秀，不准刘文秀上厕所。李文波拿起菜刀反抗，结果当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警察逮捕了刘文秀。红卫兵准备召开十万人大会声讨李文波，并且在大会上当场打死刘文秀。



周恩来得知消息以后没有同意，而是下令法院在李文波死后还判处他死刑，而且判处根本没有动手的刘文秀死刑，把她枪毙了。周恩来说这样做是为了保护红卫兵，实际上是利用司法机构为红卫兵凶手脱罪，“合法地”滥杀无辜，后果是，北京市被红卫兵打死的人随即急剧增加。



曾为毛上级 捧出毛泽东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共第一次内战期间，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曾经远远高于毛泽东。即使是中共所说的确立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也只是在周恩来的全力推荐下当选为中共政治局常委，而会议决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后来又成立了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是组长，毛泽东和王稼祥是组员，周仍然是毛的上司。但是周恩来此后逐渐将毛泽东推到前边，自己则甘当副手。红军到达陕北以后，周恩来主动把军委主席一职让给毛泽东，毛泽东才开始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共军队的最高领导人。



如果说“遵义会议”是毛泽东命运的转折点，那么周恩来就是推动毛泽东命运转折的主要推手。毛泽东自己也曾经说过：“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据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斯大林曾经有意让周恩来担任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却认为自己不适合做一把手。杨尚昆曾经回忆说：“记得解放战争后期，恩来同志在一次谈话中说道：‘我不能做一把手，只能作为正确路线领导下的好助手。’”



而周恩来眼中的“正确路线”就是毛泽东的路线。他辅佐毛泽东几十年，没有说过毛泽东一个“不”字，也没有对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说过一个“不”字。



拒抓四人帮



在周恩来最后的日子里，每天都到医院看望周恩来的叶剑英曾经和他进行过最后一次谈话。周恩来的警卫人员回忆说，当时叶剑英让警卫和护理人员全部退出。叶剑英事后还让工作人员随时记录周恩来可能讲出来的想法和对中央某些人的看法。结果周恩来一个字也没有讲。



叶剑英和周恩来究竟说了些什么，我们无从得知。不过叶剑英后来曾经说，当时党内有很多人来找他，提出要采取行动抓四人帮。叶剑英试探过周恩来的口气，周恩来说还是要相信毛主席，要听主席的话。叶剑英说，周恩来不愿意谈论这个话题。



愚忠还是演戏？



据《走下圣坛的周恩来》一书记述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直到距离离开人世只有几天的1976年1月2日，弥留之际的周恩来还让工作人员给他读毛泽东新发表的两首诗，而且脸上露出了最后一次微笑，轻轻地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



这到底是周恩来的内心感触，还是为了“保持晚节”而做的表演，我们无从得知。不过，以周恩来对毛泽东斗争哲学和斗争手段的深刻了解，如果上述表现是发自内心的，说明他对毛的愚忠到了何种程度；而如果是表演，这种到临终还不得不做的表演更显示了中共政治的险恶。

蒋世华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史称“十年浩劫”。文革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之大、影响之深、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共产党在中国-回首文革》节目要为各位作系列报导，介绍文革的前因后果、历史事件、冲击和影响，以及被卷入的大人物与小百姓和命运赌博的血泪实录，向大家呈现事实真相。



(14)周恩来之死



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被确诊患了膀胱癌，开始了生命的最后一程。作为中共政治局常委，他的保健治疗计划需要经过毛泽东批准。医疗组向中共中央建议立即做手术。



毛之三不 病情延误



但是毛泽东指示说：不要告诉总理和邓颖超；不要检查；不做手术。毛泽东的理由是：“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也是开刀死了吗？”



于是，在接下来的9个月里，周恩来的病情没有得到检查和积极治疗。



1973年2月，周恩来大量尿血，毛泽东终于同意检查。3月10日，周恩来第一次做了膀胱镜检查。在邓颖超的鼓励下，医生暗中违抗毛泽东的旨意，用电灼术烧掉了部份癌细胞。



有人说，毛泽东担心周恩来活得比自己久，在自己的身后统治中国，因此故意拖延给周恩来做手术。



毛对患癌亲信也有类似指示



从客观上讲，毛泽东的指示的确耽误了周恩来的治疗。但是并没有足够的事实证明毛泽东是恶意延误治疗。



在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之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康生被确诊患了膀胱癌。毛泽东也同样表示：“得了癌是治不好的，越治，死得越快。不要告诉他本人。本人知道了，精神紧张，死得也快。不告诉，不要开刀，还会活得长久一些，还可以多作些工作。”



毛不信医 误了自己



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毛泽东本人对医生和检查治疗就不太信任，而且一再拒绝检查和治疗，在晚年时尤其如此。他说：“查这里，查那里，无非查出一些新的病……你们医生就是喜欢大动干戈。”



毛泽东还说：“老百姓有病还不是拖，拖拖就好了。拖不好的病，也治不好。”“我得了癌，绝不治疗。”



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常常使医生很头疼，也耽误了对毛本人疾病的有效控制和治疗。对于周恩来的病，毛泽东还说过：“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



手术连连 无力回天



1974年5月，周恩来的癌细胞扩散，医生再次提出做手术，中共政治局不同意。邓颖超只好托付周恩来医疗小组的一个化验员直接向毛泽东解释周恩来尿血的严重程度，毛泽东终于同意周做手术。



6月1日，周恩来接受第一次膀胱癌手术。但是不久病情复发，8月10日又接受了第二次手术。毛泽东认为这证实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我说不能开刀嘛，一定要开。现在还不是又开第二次，我看还会有第三次、第四次。不到呜乎哀哉不止。”



事实不幸被他言中。从1974年6月第一次手术到1976年1月去世为止，周恩来一共做了13次手术，平均四十多天做一次手术。



伴君如伴虎 功臣成罪臣



周恩来在生命最后三年多里尽管身患绝症，但是作为中共第二号人物，仍然免不了继续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周恩来在历史上曾经大力辅佐毛泽东成为中共头号领导人，打下江山，但是在毛泽东的眼中，周恩来仍然是一个犯过严重错误的人。



在1956年和1957年，周恩来反对毛泽东的经济冒进政策。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在两年之内先后至少13次点名严厉批评周恩来，并且暗示说：“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周恩来深刻检讨，并且曾经提出辞去总理一职，这才躲过一劫。



1972年，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旨意组织批判极左思潮。不料文革派和毛泽东后来觉得批极左有否定文革之嫌，因此把批极左当成“右倾回潮”批了一通。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白水分校教授郭建博士说：“在邓小平复出之前，曾经有一段‘右倾回潮’，那就是周恩来搞的。”



毛泽东斗垮林彪，周恩来是有功之臣。但是毛泽东却在1972年6月“批林整风”结束时翻出陈年旧帐，暗示周恩来在历史上犯过错误，追随过“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逼迫周恩来在党内高层中公开这些“错误”。



毛批外交部 剑指周恩来



1972年，周恩来以高超的外交智慧和能力，为美中外交关系解冻、中国外交关系取得突破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是“周恩来外交”的成功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1973年6、7月间，毛泽东对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外交部几次提出严厉批评，说“与资产阶级联合常忘记斗争”。甚至骂外交部的通报是“放屁一通”。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和王洪文、张春桥等人谈话时说：“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毛泽东还对王、张二人说，要学点外文，“免得上乔老爷、姬老爷的贼船”。这里的“乔老爷”和“姬老爷”指的是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部长姬鹏飞。毛泽东的联络员王海容和唐文生后来解释说，毛泽东指的就是周恩来。



面对毛泽东的责难，周恩来只好不停地做检讨。毛泽东尽管暂时罢手，但是四个月以后，毛泽东加大了力度，再次向周恩来挥起大棒。



毛：周叶修正主义路线



1973年11月13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结束的前一天晚上，基辛格临时提出要同周恩来讨论中美军事合作问题。周恩来没有请示毛泽东就与基辛格举行了会谈。但是周在会谈中并没有表态，表示要请示报告。



周恩来随后打电话准备向毛泽东请示汇报，但是毛泽东正在睡觉。周恩来不便打扰，于是只好向基辛格建议双方各指定─个人继续交换意见。



不料，毛泽东得知消息后大发雷霆地说：这次中美会谈公报“并不怎么样”，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



毛泽东指示中共政治局开会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以及叶剑英在同美国军方人员会谈时的“右倾软弱”，统称为“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



压迫──反抗──更大压迫



在会上，江青给周恩来扣上“右倾投降主义”的大帽子，说周恩来“丧权辱国”，“蒙骗主席”，“给美国人下跪”。周恩来忍无可忍，拍着桌子对江青说：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



毛泽东听说周恩来反抗，马上下令扩大批判会的规模，并且亲自拟订列席会议的人员名单，增加了外交部长姬鹏飞、副部长乔冠华、以及刚刚复出的邓小平等9个人。



批判会从11月25日一直开到12月5日。毛泽东通过联络员王海容和唐闻生遥控会议。江青为首的批周“帮助小组”则负责贯彻毛的批周指示和意图。毛泽东指责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水泼不进，针插不进”。他说：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他们打进来了，他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



多数与会者慑于毛泽东的威严和政治压力，也纷纷猛批周恩来。江青企图彻底打倒周恩来，声称“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且指责周恩来曾经在毛泽东1972年年初病重时“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



平衡和安抚



在毛泽东和江青的坚持和责令下，1973年12月4日，周恩来在会上作了深刻检讨。毛泽东这才缓和态度，对周的检讨批示说：可以了。并且批评江青说：“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



毛泽东还在12月9日对周恩来假惺惺地说：“总理啊，你挨整了，听说他们整得不亦乐乎啊。”毛泽东还指着王海容和唐闻生说：她们整我，整总理，在我头上拉屎撒尿，将来就是要说她们整总理。



被毛泽东当枪使的王海容和唐闻生后来发牢骚说：“他要我们去批总理，批完了，他给总理台阶下。”“他做脸，我们做屁股。”



批林批孔批周公



不过，不到一个月以后的1974年1月，毛泽东的大棒再起，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矛头暗指“党内大儒”──周公，周恩来。



就在周恩来做第一次手术的6月，毛泽东把自己在延安整风期间写的九篇文章找出来重新修改印刷。其中有两篇文章专门批判经验主义，指名道姓地说周恩来是“经验宗派的代表”，为教条宗派“跑腿抬轿”，是“帮凶”。



毛泽东显然有心用这九篇文章打击周恩来。不过他最后并没有出手。文革专家高文谦认为：“毛泽东很清楚，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因趁势推动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而在政治上大得人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硬要违背党心民意而大举批周的话，很有可能激起众怒，在政治上闹出乱子来。”



民心所向 毛想反也反不了



1974年8月，周恩来做了第二次手术。中国宣布了周恩来住院的消息。文革大乱之后的中国，人心思定，周恩来当时似乎成了恢复秩序、实现稳定的象征。许多中国人希望周恩来尽快康复，重新主持国家的工作。1974年9月30日晚上，周恩来最后一次出席中国国庆招待会，人们情绪激动，场面极为热烈。



毛泽东看到这种状况，曾经对王海容说：“周不是不反，是时候未到。全国人民觉悟不高，对周还缺少认识，现在反周会天下大乱。”



后来民间传言说，毛泽东保护周恩来，说“反周民必反”。其实毛泽东是批周不成，带着无奈的心情说这番话的。至此，批林批孔运动无疾而终。



不满文革 钳制文革派



1974年，知道自己已经来日无多的周恩来一反常态，开始积极地与文革派斗争了。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周原博士说：



周恩来实际上对文革也是不满的。在治国的想法上和毛泽东的想法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他实际上没有像邓小平那样比较鲜明地拿出自己的想法，明着没有反对文革，但是一些做法实际上在否定文革的一些变动和文革做的一些所谓意识形态上的改革。



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指示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主持安排。”



周恩来便借着这个机会设法阻止文革派的人掌握实权。他甚至冒着直接对抗毛泽东的风险，在12月26日在长沙当面向毛泽东报告说，康生揭发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有叛变行为。周恩来的目的，就如同他对当时的中共副主席叶剑英所说：“无论如何，大权不能落在他们(指文革派)手里。”



1974年12月，周恩来准备前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工作。这时医生发现周恩来大肠内有肿瘤，必须马上检查治疗。



但是在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关键时刻，周恩来做手术显然不利于同文革派的斗争。于是，叶剑英对医生说：“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现在不能提及此事。”周恩来便在一个医疗小组的护送下前往长沙去见毛泽东。



1975年1月，周恩来在中国四届人大上完成自己最后一次重大工作。



不过，周恩来显然认为毛泽东夫妇对他不会善罢甘休。1975年7月1日，周恩来在与身边工作人员最后一次合影之后说：“照可以照，但将来可不要在我的脸上画XX。”



毛江舞剑 意在周公



果然，一个多月以后，风浪再起。1975年8月，毛泽东和文革派突然发起“评《水浒》运动”，说宋江受朝廷招安，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



江青说得明白：“评论《水浒传》的要害是架空主席。”“宋江要架空晁盖”，“党内就有宋江”，指桑骂槐地攻击当时主持中国党政工作的周恩来和邓小平。



文革期间，周恩来的政治对手不时把莫须有的“伍豪启事”拿出来，说他有叛党嫌疑；在1973年又批他在对美关系上“右倾投降主义”，而且毛泽东当时就曾经提到《水浒传》，对周恩来旁敲侧击。现在重提投降派问题，周恩来认定，这场运动是针对自己的。



一次，周恩来对蔡畅说：“我周恩来决不是投降派！”他指责说：他们那些人有些事做得太过份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我历史上虽然犯过错误，但几十年来还是努力为党、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总理心沉重



1975年9月，周恩来病情再次急剧恶化，要做第四次大手术。他在手术前调来了1972年他说明“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直到9月20日进手术室之前才审阅完毕，并且让邓颖超交给有关部门存档。



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周恩来突然大声喊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足见评《水浒》运动对周恩来形成了多么大的精神压力。



后来也证明，周恩来对自己身后最担心的问题就是这个“投降派”问题。他在临终前让邓颖超注意两件事，一件是伍豪启事问题，另一件就是1973年政治局扩大会议批他“右倾投降主义”问题。



实际上，评《水浒》运动是毛泽东和江青对周恩来的最后一击。



推邓接班 冒犯龙颜



周恩来临终前还做了一件让毛泽东很不舒服的事，就是推荐邓小平接自己的班，主持国务院和政治局工作。这本来是毛泽东的初衷。



文革专家宋永毅说：“如果周恩来推荐邓小平的话，恐怕毛泽东就不用邓小平了，因为周恩来是毛泽东的重点怀疑对象，毛泽东让邓小平出来的意图很清楚，就是要取代周恩来的这个工作。另外呢，要钳制周恩来。”



但是让毛泽东始料不及的是，周恩来和邓小平结成了对抗江青的联盟。



宋永毅：至于说邓小平上台以后，他搞的整顿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周恩来也很愿意的，所以他们也已经搞到一块儿了。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对邓小平“右倾翻案”感到不满了，周恩来却偏偏提出让邓接他的班，毛泽东心中的不满可想而知。



“大树一倒万民哭”



1975年10月下旬，周恩来已经无法站立起来了。他对自己的警卫说：“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垮了。”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11日，灵车开往八宝山，北京上百万人自发地站在长安街两旁为周恩来送行。



君心难测 态度冷漠



周恩来病重期间，毛泽东尽管委托身边工作人员探视过周恩来，询问过他的病情，但是毛本人从来没有前往只有一墙之隔的医院看望周恩来。周恩来去世，有人说毛泽东幸灾乐祸；另一些人则说毛泽东感到悲伤。



周恩来死后，中共领导层多数人希望毛泽东参加周的追悼会，医疗专家也认为参加追悼会不会影响毛的健康。但是毛泽东没有去。



据张玉凤回忆，她当时问毛：“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毛泽东拍拍自己的腿说：“我走不动了。”



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孟锦云回忆说，她把周恩来去世的消息告诉毛泽东以后，毛泽东流下了眼泪。



但是根据汪东兴保存的毛泽东的谈话记录，毛在1976年1月12日曾经说：“为什么要我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力嘛！......我和...总理...斗争过不少于十次，不要勉强。”



与此同时，毛泽东身边的人得到命令：不准去向周恩来遗体告别；不准戴黑纱。



鞭炮为谁而鸣？



周恩来去世三个星期以后，是中国的春节。除夕之夜，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地鞭炮齐鸣。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说，当时是毛泽东的女秘书张玉凤提议放鞭炮热闹热闹。



但是张玉凤在回忆录中说，是毛泽东对她说：“放点炮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据说，毛泽东还在别人的搀扶下，亲自点燃二踢脚。



文革专家高文谦说：“一位在中南海负责警卫工作多年的老干部......告诉我，1976年农历大年初一，从毛的住地‘中南海游泳池’拉走的鞭炮屑有整整一卡车。”



谁胜谁负？



周恩来先于毛泽东离开了人世。但是他死后的声望逐步超过了毛泽东。毛周斗争究竟谁胜谁负了呢？

蒋世华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史称“十年浩劫”。文革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之大、影响之深、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共产党在中国-回首文革》节目要为各位作系列报导，介绍文革的前因后果、历史事件、冲击和影响，以及被卷入的大人物与小百姓和命运赌博的血泪实录，向大家呈现事实真相。



(15)周邓对毛最后一击



9.13事件以后，文革败相已露。但是在周恩来的努力之下，局势有所缓和。从某种意义上讲，周恩来使毛泽东的文革没有迅速崩盘。



高文谦：“他文革中之所以能够支撑10年，也就是因为有周(恩来)给他在这儿撑着这一面。”



高文谦：“所以他才能放手让天下大乱去。实际上，最终尽管经济上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毕竟没有闹到翻车的地步，就是因为老百姓最后还是有饭吃吧。”



既救浩劫之难 也护文革之盘



文革以后邓小平曾经说过：“没有总理（指周恩来），文革的结果可能更糟；没有总理，文革也不可能拖那么长。”



但是毛泽东一直对周恩来不信任，江青的文革派则为了争权夺利，将矛头指向文革中的盟友周恩来。记者问文革专家宋永毅：



记者：起码在文革初期，周恩来是积极支持文革的。到后来，一定非要势不两立？真地就是文革派不想搞经济，周恩来就是拼命要做好事，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双方就因此发生了巨大的矛盾？



宋永毅：不能根据张春桥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由此就断定说，文革派不想搞经济。上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嘛。上海的经济在文革中间搞得是全国最好的嘛。是谁在搞呢？不就是张春桥、姚文元在搞嘛，对不对？



“所以，不是说文革派不要搞经济，而是什么时候搞。任何一个政治派别，它在政治斗争，在经济斗争上，它总是把政治斗争放在第一位的。他们第一个是要夺权。”



毛不让四人帮一手遮天



记者：毛泽东为什么不让别人来做周恩来的副手，为什么一定要邓小平？为什么不让文革派的人物来发挥更大的作用，比方说直接就让张春桥？



宋永毅：第一个方面来讲，是毛泽东是比较现实的。张春桥的能力和邓小平来比毕竟差得又远。第二个方面呢，他对四人帮也是要敲敲打打，也是要防的。他也不愿意他们把所有的政权都拿下来。如果说他任命了张春桥，那么很简单，张春桥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个四人帮那个班子就把国务院都拿下来了，把行政这条线都拿下来了。这个也是毛泽东所不愿意看到的。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重新起用邓小平。



左派抓革命 右派促生产



文革专家高文谦说：“当时在党内摆过来，摆过去，那时候能够平衡周的只有邓小平一个人。这是其一。



“其二的话，毛当然是更欣赏文革派了，认为那是一条心的了。但是他也知道，文革派当不了这个家，搞不了维持国家、社会的日常运转，所以呢，他就选中了左派文革派抓革命，右派，邓小平，也就是元老派促生产。这是毛安排身后的这么一个政治格局。”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也有类似的看法。



她说，毛泽东当时是“左右为难”，于是在老干部和文革派之间进行了权力平衡，“让能够继承他的路线的王洪文主持党的工作，让能做实际工作的邓小平主持行政及军队方面的工作。”为了不让任何一派独掌大权，“在党的最高机构中，他加进了邓小平等老干部去制衡‘文革’势力；在政府和军队中，他又掺进了王洪文和张春桥等以平衡老干部势力。”



邓曾与文革派合作



刚刚复出以后，邓小平不仅没有同江青的文革派对抗，而且进行过合作。例如，1973年中共政治局批判周恩来时，邓小平也对周恩来讲出重话，警告周恩来不要觊觎毛泽东的权位。



同年年底，文革派指责与周恩来关系密切、不愿意买江青帐的中共副主席李德生“上林彪的贼船”，是“大军阀”。邓小平第一个提出让李德生辞去党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的职务。邓小平的表现被毛看在眼里。



高文谦：“到了73年的12月份，批周会议上邓的表现叫毛感到满意，所以毛那个时候把他又更进一步，提到政治局里面来，主管军委。邓的高峰是在1975年1月份的四届人大。当时他是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和总参谋长。党政军四个职务。”



毛让谁接班？



此时的邓小平位高权重，已经超过了文革前的水平。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强烈地感到邓小平有可能接毛泽东的班。不过，美国三一学院副教授文贯中博士认为，当时毛泽东未必是这么想的。



文贯中：“没有一个确切证据说毛泽东当时已经下定决心让邓接班，但至少是给了邓小平这样一个机会。同时，毛泽东对毛远新其实是费心栽培的。另外在这之前，对王洪文也寄予希望，但是他很快看出王洪文既不懂文，又不懂武，不学无术，个人的品质又有问题，毛是比较失望的。



“所以，可以说他当时有几步棋。先是试用王洪文，然后是邓小平，然后是华国锋，他当然是作为接班人把他调到北京的。另外还有毛远新。如果毛再活几年的话，我看会不会最后是毛远新，而不是华国锋。”



独裁下的分权制衡



文革专家高文谦也指出，毛泽东当时还是要在左右两派之间搞平衡。



高文谦：实际上毛对邓一直是一种对周的心态，既要去用，同时要防着。这一点在四届人大的组阁安排中就看得非常之明显。毛政治上玩的是平衡。邓给安排为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和总参谋长。而另一方面呢，毛把张春桥每一个都安排在比邓略微低一点，但是每一个，党政军几个职务，张春桥同样有。张春桥是政治局的常委、军委常委、总政治部主任、国务院第二副总理。



记者问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周原博士：



记者：邓小平同江青的文革派发生矛盾是不是必然的？



周原：我觉得这是必然的。一点就是说，邓小平实际上是文革把他打下去的，所以他对文革这样一些做法他必然就会有一些不满意了，他是从骨子里是反对的。第二点，毛泽东用他，主要是让他管理国家，管理生产。那么他必然要和江青这一派，主要是搞上层建筑，搞所谓理论、文革的这样一些改革，或者说是他们所说的新生事物，这种由意识形态主导的一些改革发生矛盾，这是必然的。



记者问文革专家宋永毅：



记者：毛泽东让邓小平出来是为了钳制周恩来。他有没有想过邓小平和文革派的关系？



宋：当然知道邓小平和文革派搞不好了。毛泽东就是要邓小平和文革派搞不好。这个又是他的权术。他就是让他下面的任何一个派别不独大，而且互相之间有矛盾，然后他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来控制。



但是正如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所说，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稳固”的平衡。



重在争权



文革专家高文谦认为，双方斗争的关键在于权力之争。



高文谦：“既有理念上的分歧，同时也有权力斗争的问题。毛自己知道，这么大一个国家，天天搞革命，那是不行的，总是要解决吃饭的问题。他知道文革派搞不了这个，需要有人来维持这么一个局面。周之后，毛安排邓的话呢，用意也就是这样子，‘右派’就是要去抓生产去。文革派就是要抓革命嘛。



“同时，江青这一派人也看出来，毛那个时候有意识地要把邓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江青这些人当然心里就不甘了。所以这里面还是有权力斗争。”



周邓结盟



在这场权力斗争中，文革前关系并不密切的周恩来和邓小平结成了联盟。文革的一大成绩就是打倒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复出，靠文革起家的江青等人显然不会满意。因此他们之间似乎注定是天敌。周恩来也许是看准了这一点，主动接近和扶植邓小平。他不仅直接处理了邓小平正式复出和工作安排问题，而且加强两个人之间的私人关系。



1973年4月9日，刚刚结束休病假的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夫妇见面长谈，并且共进晚餐。期间，周恩来对邓小平讲：“张春桥是叛徒，但主席不让查。”周恩来很清楚，张春桥是毛泽东的爱将，毛泽东并不想查张春桥这个问题。周恩来对毛泽东忠心耿耿，他把这件事告诉邓小平绝对不是想对毛泽东有所不恭不敬，而显然是想在同文革派的斗争中拉住邓小平。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教授郭建博士说：“周恩来一直尽力地扶植邓小平。周恩来好像对邓小平出来一直是非常支持。而且我觉得，他很可能觉得邓小平干了一些周恩来本人愿意干又没有能够干的事。”



周封锁“最高指示”



周恩来1975年年初在中国四届人大以后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曾经赞扬邓小平说：“毛主席说，小平同志 [ 人才难得 ] ，[ 政治思想强 ] 。”积极为邓小平接管国务院创造环境。其实毛泽东在说这番话的同时还称赞了第二副总理张春桥，说他“有才干”。而对这一点，周恩来却只字未提。



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在手术之前当着中共政治局的主要领导人对邓小平说：“小平同志，你这一年多来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



毛曾挺邓批江青



从邓小平1973年复出，一直到1975年10月之前，在邓小平同江青的文革派的矛盾中，毛泽东基本上是支持了邓。例如，在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会议问题上，在风庆轮问题上，在四届人大人事安排问题上，毛都支持了邓，甚至罕见地在1975年5月和6月让邓小平主持中共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并且迫使江青等人写出书面检讨。还将王洪文派回上海，不让他继续主持中共政治局工作，让邓取而代之。



毛泽东还直接批评江青等人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



不过，毛泽东对邓小平并没有绝对信任。高文谦说：“毛对谁也不真正信任。对邓，他既要去用他，让他把经济给搞上去；同时要提防着他，用张春桥，用文革派来制衡他。”



“永不翻案”靠不住



而文革派也“不辱使命”。从1975年6月开始，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共政治局日常工作，并且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即“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全国上下进行整顿。中国经济的确有很大改善。但是文革派指责邓小平不搞阶级斗争，否定文革，进行复辟。



对于毛泽东来说，文革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之一。他对邓小平的最大担心就是害怕他否定文革。文革专家高文谦说：



“我当年采访纪登奎。纪登奎多次讲，周当时就跟他讲，“主席还在看，主席还在看。”这个‘还在看’就是说这个事情他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但是对这个问题已经注意到了。毛有感觉，他发现邓虽然说“永不翻案”，但是那个东西都是靠不住的。用毛的话讲就是，“‘永不翻案’靠不住。”这是后来批邓的时候讲的话。



“再一个，邓的个性非常强硬，就是硬碰硬。毛在，掰一个小手指头，就在政治上给你打倒了。但是毛不在，谁能管得了邓？毛必然是在想这个问题。



“加上1975年4月份那个批江青的会议之后，邓表示了一种非常强势的作风，接着就是他又到上海去挖墙角，想去说服马天水，被马天水这帮人通过上海帮举报到毛那儿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毛那时候对邓一步一步地，警惕性就更加提高了。”



终于，到了1975年接近年底的时候，毛泽东阶级斗争的神经再次主导了他的大脑。他希望邓能够认识错误。邓小平态度强硬，拒不低头。



邓为何抗上？远见还是误判？



美国三一学院副教授文贯中博士在谈到邓小平态度强硬的原因时说：



“75年的时候，他比较强硬地拒绝承认江青加在他头上的一些指责。例如说他否定文革，说他反对毛泽东和他的权威，对他的思想不忠等等。他都是拒绝承认的。这实际上表明，他认为自己是忠于毛泽东的，是忠于文革的某些理念的。



“其次呢，支持他抱这种比较强硬态度的是当时的态势已经完全变了。他主持实际工作已经有三年左右了。他当时有机会不但是全国跑了，国外都跑了一下。像他这么灵的人，一定能够感受到民间和党政军对文革这些做法的极为不满的情绪，他也会了解到世界上对文革的一般的公论。



“当时毛的情况也在恶化。面对当时国内外对文革的这种不满，他非常清楚地感觉到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转折。他采取了顺从大部份人意愿的立场。他可能觉得，尽管毛可能不会选择他，四人帮可能会对他进行迫害，但是历史可能会选择他，他宁可站在历史这一边。



文革专家高文谦分析说：“到了75年批邓的时候，邓态度非常强硬，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因素都应该考虑。第一，邓实际上在政治上有一个误判，他当时对形势的判断认为是形势一片大好。毛对他非常信任，而且毛身体已经明显地来日无多了。



“第二，他也看到了，文革这套搞法持续不下去，他并没有错，在党内是得人心的。因此当毛给他开这个价码，让他牵头，写一个关于文革的决议，作为三七开，邓就给回绝了。周那些人那时都劝他忍一忍吧，邓不接受，结果只有彻底给打倒。



1975年12月8日，邓小平看望弥留之际的周恩来。周恩来问邓小平：“态度会不会变？”邓小平回答说：“永远不会！”周恩来说：“那我就放心了！”



悼念周恩来 剑指文革派



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了。然而，与其说周恩来的去世使邓小平少了一个盟友，还不如说周恩来的去世使人们自然联想到邓小平就是周恩来的继承人，实际上加强了邓小平在道义上的力量。



至此，毛泽东想要维持的在文革派和元老派之间的政治平衡已经破局。无可奈何的毛泽东只好于1976年1月21日任命名不见经传的华国锋接班，担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然而，邓小平同文革派的斗争还在继续。从1976年3月下旬开始，南京、杭州、郑州、西安等地出现人民自发的悼念周恩来的活动。



很快，北京的人也开始在天安门广场上聚集。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摆满了花圈。人们在各处讲演，朗读悼念周恩来的诗词。有些诗词表达了对文革派的不满。还有人甚至把矛头直指毛泽东和江青。



当时最著名的一首诗写道：“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便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四.五天安门运动”。



4月5日，中共出动民兵、军队和警察在天安门广场进行镇压。



4月6日，中共政治局将这次事件定为“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毛泽东说：“士气大振，好，好，好。”毛泽东第二天又指示说：“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与此同时，毛任命华国锋担任总理和党的第一副主席。



万夫所指 文革将死



美国三一学院副教授文贯中博士说：“周恩来去世，邓小平再次被打倒，民众又去怀念周恩来，这些事情都已经表明毛的文革已经是“万夫所指”、全民声讨的一种罪行。在文革进入第十个年头的时候，大部份人对文革有过的幻想已经彻底地幻灭。



“文革到这个时候，它的倒行逆施，它的那种反动的性质，完全没有是非，一切以毛一人的喜怒哀乐为转移，全国随文革小组的心血来潮被迫跟着起舞。这么一个荒唐的局面，那时候已经非常明显了。



周恩来死了；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了；但是毛泽东的文革也就此彻底失败了。周恩来和邓小平给了毛泽东的文革致命的最后一击。

蒋世华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史称“十年浩劫”。文革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之大、影响之深、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共产党在中国-回首文革》节目要为各位作系列报导，介绍文革的前因后果、历史事件、冲击和影响，以及被卷入的大人物与小百姓和命运赌博的血泪实录，向大家呈现事实真相。



(16)人造红太阳毛泽东



(歌曲录音：“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这是文革初期风靡全中国的一首歌曲，歌名叫《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歌中唱道：千万颗红心在激烈地跳动，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我们衷心祝福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一场造神运动



当时的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少，都带着红袖章，挥舞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在红色的海洋里伴随着这种音乐大跳“忠字舞”，向毛泽东表忠心。



(歌曲录音：“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



       生于1893年12月26日的毛泽东从中国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乡下的“十三伢子”成为二十世纪中期中国六亿人心中的红太阳，整个历程就是一场造神运动。



       进入最高决策核心



       毛泽东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参与中国的政治事务。他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十几个代表之一，但是直到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毛泽东才第一次进入中共的最高决策核心，成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不过，当时小组的负责人是周恩来。



       1936年年底，在周恩来的谦让之下，毛泽东成为中共军方最高领导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个人崇拜之始



1938年9月，从苏联回到中国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统一的领导。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成为中共的实际最高领导人，被正式公认为党的领袖。

  

       从此，对他的个人崇拜也开始了，而且一开始的调门就很高。例如，1939年1月5日，延安《新中华报》刊登一封边区党政群众团体及全体人民给毛泽东的致敬信，说毛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而且是全中国人民所爱戴，全世界朋友所景仰的领袖”。



       1940年12月25日，当时的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在一篇文章中称毛泽东为“英明的领袖”。



       在1941年9月到10月间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说：“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



       正式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



       1943年3月20日，中共政治局作出《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同时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组成新的书记处，作为政治局的办事机构，由毛泽东担任书记处主席，并且规定，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从此，毛泽东正式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并且被赋予中共日常事务的决定权。



       有历史原因也有个人因素



       文革专家高文谦认为，这场造神运动既有历史原因，也有个人因素。



高文谦：“首先从历史上看，共产党这个天下只有靠毛才打得下来。只有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共产党才能够夺天下。这个呢，那已经在若干历史关头已经被历史所证明。这是最重要的一点。第二，共产党这种政党，本身内部就是个集权制度。按照列宁当时的说法，叫做阶级、集团、政党、领袖。这是它最核心的。所以呢，最后是所谓民主集中制，民主，那是一个冠冕堂皇的话，实际上核心是集中制。这种集权制度就给毛成为神形成了制度上的原因。第三，我要讲到毛的个人。并非所有的人在这个位置上都一定要形成后来毛这么一个神的情况。那么毛个人的因素呢，就是他这个人确实是，第一，雄才大略；第二，善于玩权谋；第三，领袖欲、帝王欲非常强烈。比如说，他当年在陕北写的那个《沁园春·雪》那首词里面，所谓“秦皇汉武”啊什么的，人们早就从这首诗的分析中看出来他的这种帝王的境界在里面。”



(歌曲录音：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初始有过自谦的表示



       造神运动初始阶段，毛泽东还有过自谦的表示。例如在1943年，当时的延安大学校长周扬把后来成为中国文艺政策座右铭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的著作编辑在一本题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的书中。



       毛泽东在4月份给周扬写信表示：“我的思想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把我那篇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



       1945年4月20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



       这一方面显示毛泽东当时还有谦虚的想法，另一方面也显示他允许对自己的个人崇拜。



       积极推动个人崇拜



       实际上，毛泽东对中共对他的个人崇拜不仅基本上欣然接受，而且还曾经积极推动。1943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纪念口号时第一次喊出“毛泽东和共产党是中国的救星”，毛泽东不仅与共产党并列，而且还排在共产党之前。



       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归中央宣传委员会领导。而这个委员会的书记就是毛泽东。到了1947年9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40条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其中第38条是：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连原来口号中的共产党都去掉了。



       亲笔加上“毛主席万岁”



       据朱德原来的机要秘书透露，在1950年3月，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三人共同拟定了五一节口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全国各民族大团结万岁”，拿给毛泽东审批。毛泽东亲笔加上“毛主席万岁”和“人民胜利万岁”两个口号。



       文贯中：造神的肥沃土壤



       美国三一学院副教授文贯中认为，这场造神运动自然有毛泽东本人的推波助澜，但是也符合当时中国的传统价值观。



       文贯中说：“毛泽东自己积极推动，党内不少人也推动，同时中国的传统价值也提供造神的肥沃土壤。中国历史上从来是需要一个皇帝来维持统一和秩序。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民主，要自由的运动，最多就是满清末年，民国初期出现很短暂的一个追求民主，自由的思潮，但是呢，经过试验，没有成功，反而是崛起了另外一个一个的强人。开始是军阀混战，后来是蒋介石。”



       高文谦：专制主义和愚民政策



       记者也向文革专家高文谦问起这个问题。



       记者：如果说共产党的天下是靠毛才能有的，共产党的毛的这些战友、同事也因此对他心悦诚服，推崇他。但是普通中国人为什么会接受这个神？



高文谦：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皇权专制主义。这个传统根深蒂固，很容易借尸还魂。藉着共产党这么一个西方在当时二十年代，上个世纪的时候最时髦的这种思潮，藉着这么一个西马思潮这张皮，实际上是还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专制主义这个魂。所以老百姓很容易接受这个。第二，还跟共产党掌握权力以后采取的一系列的愚民政策有关。把国门关起来，把信息给封锁起来，使得人们对毛的那种崇拜成为民众的这种土壤。



(实况录音：“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最常听见的口号



       文革中“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是最常听见的口号。而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这个口号已经出现了。1939年7月20日，在延安举行中国女子大学的开学典礼。毛泽东讲演完毕后，全场高呼“毛泽东同志万岁”。到了1942年以后，“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已经成为中共各种集会和报刊的重要口号。



      《东方红》响遍了全球

  

       经历过文革的人，谁会忘记这首当时唱得最多，唱得最响的《东方红》呢。歌中唱道：“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不过，这首歌并不是文革的专利。抗日战争期间的1942年年底，陕北民歌手李有源用陕北民歌信天游的曲调编唱出《东方红》，后来在中共各个根据地广为流传。就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年多前，中国还以这首歌的名字为题，编排了赞颂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大型舞蹈史诗。



(录音：卫星发出的《东方红》旋律)



       在为毛泽东造神颠峰时期的1970年，连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都被命名为“东方红一号”，这颗卫星发出的唯一信号就是《东方红》的旋律。中国当时欢呼说：“《东方红》响遍了全球。”



       造神时代的历史倒影



       当时，中国人讲的是“三忠于，四无限”，就是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信仰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



       毛泽东的话被称为“最高指示”。如果毛泽东晚上讲了什么话，人们就会连夜上街庆祝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这叫“贯彻最高最新指示不过夜”。



       1968月8月5日，非洲客人送给毛泽东一些芒果。毛泽东转送给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于是，北京举行了“热烈庆祝毛主席赠给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珍贵礼物大会”，再把芒果分给全国各地的工宣队，芒果不够就做芒果模型分发下去，让全国的工人都感受到毛泽东的关怀。



       当时，和毛泽东握过手的人回到各地以后都会在大会上介绍自己幸福的经历，并且让其他人握一握他一直没有洗过的手，也感受一下伟大领袖的温暖。



当时，大街上几乎每个人都佩戴着毛主席像章，只有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没有这个资格。收集毛主席像章成为时尚。



(歌曲《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录音：“最响亮的歌是《东方红》，最伟大的领袖是毛泽东……”)



       造神运动主将：头号“走资派”刘少奇



       这场造神运动的主将包括二十世纪中国政坛上的顶级名流。



       文革中被毛泽东打倒的头号“走资派”刘少奇。1945年5月14日，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做修改党章的报告，说毛泽东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人民提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不仅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



       在刘少奇的提议下，中共七大新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在1959年批判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上，面对毛泽东的“大跃进”已经出现种种严重的问题，刘少奇仍然表示：我们中国党，中国党中央的领导，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不是最好的领导、最正确的领导？我看是可以这么说的。......请马克思、列宁来是不是会更好一些？我看也许可能更好一些，也不见得，也许更坏一些。



刘少奇还说：党要有领袖，领袖就要有威信。......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



(歌曲《毛主席著作像太阳》录音：“毛主席著作像太阳，字字句句闪金光，照得战士心里亮......”)



       造神运动主将：副统帅林彪



       文革中被打倒的中国的副统帅林彪，对毛泽东的鼓吹更是达到肉麻的地步。1964年，林彪决定大量再版《毛主席语录》，并且亲自撰写了再版前言，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时说：“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在接见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实况录音：林彪带领群众高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万岁！！万万岁！！！”)



       林彪在文革期间还说：“像毛主席这样的天才人物，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显然，共产党人的祖师爷马恩列斯都已经不在话下了。



林彪还把军队中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扩大到全国。当时很多人可以把林彪介绍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方法背诵得滚瓜烂熟：“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



于是，中国展开了大规模全民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动，并且评选积极份子，召开代表大会和讲用会。1967年11月29号，林彪还用文革之前的一首颂扬毛泽东的歌曲中的歌词给中国海军第一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份子代表大会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结果，这首《大海航行靠舵手》也成了文革最著名的标志性歌曲之一。



(歌曲录音：“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



       造神运动主将：抑郁而终的周恩来



       还有文革中在毛泽东和江青不断整治之中抑郁而终的周恩来。从1940年年底开始，周恩来作为当时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在许多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都以“毛主席并中央书记处”开头，把毛泽东摆在中央书记处前边。



       1943年8月2日，周恩来在一次演说中说：“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任弼时：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



       在1945年4月中共七大期间，中共当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任弼石曾经说：“毛泽东三个字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



       然而在文革期间的1966年5月21日，周恩来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把毛泽东捧上了新的高度。他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



(歌曲《毛主席是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录音：“毛泽东，伟大的领袖......”)



       于是，仅仅几年前还由于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而吃不饱饭的中国人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还在受苦受难的人民，把红旗插变全球”了。



1967年1月11日，《人民日报》的通栏大标题是：让毛泽东思想红遍全世界。5月23日，《人民日报》“欢呼世界进入毛泽东思想伟大新时代”。10月4日，《人民日报》报导毛泽东接见来自世界五大洲的客人时，称毛泽东为“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

  

       高文谦：毛的造神运动空前绝后



文革专家高文谦说：“文革使得毛的这场造神运动到达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可以说也是空前绝后了。今后再也不会有了。而且超过了封建社会对皇帝的那种崇拜。天天跳“忠字舞”，“红海洋”，在历史中都留下笑柄啊。今后多少年再看，后边没有亲身经历过的，看看当年的那些实物、当年的记录片、当时的回忆录，都会觉得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啊，但确实真真正正发生过。”

蒋世华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史称“十年浩劫”。文革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之大、影响之深、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共产党在中国-回首文革》节目要为各位作系列报导，介绍文革的前因后果、历史事件、冲击和影响，以及被卷入的大人物与小百姓和命运赌博的血泪实录，向大家呈现事实真相。



(17)红太阳落山了



“林彪的策划武装政变和死亡，对毛无疑是一次巨大的精神打击。1970年11月，毛将我从黑龙江召回北京替他治肺炎，从此他就没有完全恢复。”--摘自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所着《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519页。



政权谁接班？文革谁护盘？



尽管当时中国对毛泽东还是一片“万寿无疆”的欢呼声，但是毛泽东隐约感觉到，他已经来日无多了。文革之初的1966年，毛泽东打倒了自己的接班人刘少奇。文革中期的1971年，毛泽东逼走了第二个接班人林彪。毛泽东只好对中国的领导层重新布局。



毛泽东曾经想在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首的老官员和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之间搞平衡。但是这两派一直水火不相容。



       毛泽东承认周恩来和邓小平等老官员在管理国家日常工作上有能力，比文革派强。但是，他时刻担心这些老官员会否定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之一：文革。



       毛泽东欣赏文革派，特别是欣赏张春桥，也对自己的妻子江青有意栽培，但是发现他们同上层官员的关系都很紧张。毛泽东因此挑选了上海造反派出身的王洪文进行培养，官至中共副主席，但是后来发现王洪文各方面都很不理想，而且依附于江青，于是打消了让王洪文接班的念头。



       两派之外的新贵



在毛泽东感觉这两派都不能完全信任或者托付全面大权的情况下，他的目光转向一批他从下边提拔上来的军政官员，包括华国锋、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和汪东兴等人。



(文革歌曲：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在文革中，各级领导机构组建的时候曾经提倡“革命三结合”，即所谓的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群众代表的“三结合”，实际上是老官员、军人和造反派代表的结合。1973年以后，这种“三结合”变成了年龄上的“老、中、青三结合”，以便形成接班梯队。



       到了毛泽东的晚年，“三结合”有了另一层意思，就是老官员、文革派和从地方上提拔上来的官员之间的三结合。



       获垂青 华国锋步步高升



       最被毛看重的是华国锋。他1954年任毛泽东家乡湖南省湘潭的中共地委书记。1955年，毛泽东看中了华国锋写的三篇有关农业合作化的文章，特别让他列席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并且在会上介绍经验。从此，华国锋在仕途上一帆风顺。文革前，他官至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在文革初期的1968年，毛泽东亲自提名华国锋进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就任副主任。一年以后，他成为中共九大中央委员。1970年2月，他成为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同年8月，毛泽东将他调入中央工作，同时兼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政委和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



       1973年8月，中共十大，华国锋成为中共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华国锋就任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周恩来去世以后，毛泽东出人意料地于1976年2月2日提名华国锋担任代总理。四五天安门事件之后，毛泽东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同时任命华国锋担任中共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成为毛的实际接班人。



       纪登奎入中枢 吴德掌京师



       纪登奎，文革前夕是中共洛阳地委第一书记，曾经得到毛泽东的亲自关照提拔。文革初期，毛泽东亲自“解放”了纪登奎，使他担任了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在中共九大上，毛泽东亲自指定纪登奎作为“革命干部”代表在大会上讲话。纪登奎随后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林彪发生矛盾之后，毛让纪登奎担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作为向林彪主管的军队“挖墙角”的重要棋子。中共十大上，纪登奎成为政治局委员，随后于1975年担任副总理，位列邓小平和张春桥之后。



       吴德，文革刚开始时，彭真被打倒，吴德调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兼市长，后来在中共十大成为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陈锡联督师华北 汪东兴总管大内



       陈锡联，解放军上将，1959年开始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在军中当时无论年龄和级别都算是中字辈。红军时代曾经是李先念的部下。抗战和国共第二次内战时期是邓小平的部下。



       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将陈锡联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在中共九大、十大上，毛泽东都提名陈锡联担任政治局委员。在1975年的四届人大上，陈锡联成为副总理。



       汪东兴，1947年担任毛泽东的贴身警卫，后来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名符其实的中南海大内总管。他是中共九大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十大的政治局委员。



       这批官员的年龄都在四、五十岁，都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加入中共。文革开始时，华国锋44岁，纪登奎43岁，两个人都是1938年加入中共；吴德53岁，1933年加入中共；陈锡联51岁，1930年加入中共；汪东兴50岁，1932年加入中共。在文革前夕，他们多数在地方上任职，在中央没有根基，不属于任何派系，只忠于毛本人。



       华国锋和江青的权力恩怨



       华国锋进京之后，对江青很尊重，关系一直不错。江青也曾经公开赞扬华国锋在批邓时表现出色。



       据文革期间担任过副总理的农民陈永贵回忆说，华国锋曾经当着江青、张春桥的面讲过：江青同志，我永远听你的，当你的忠实助手。对主席的一家，我们世世代代都要忠于和爱护，在任何时候都不做损害主席一家的任何事情。



       但是，在邓小平文革中第二次被打倒以后，汪东兴曾经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江青担任中共副主席，华国锋不表态，表示要请示毛泽东。江青因此对华产生不满。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说，1976年7月，汪东兴曾经说：“现在江青嚣张得很，在政治局会议上骂这个骂那个。7月里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由上海帮带头围攻华国锋同志。”



       中间势力的倾向和转变



       纪登奎进入中央工作以后，曾经与四人帮关系密切，在批邓时态度积极。林彪倒台后，周恩来批极左。1972年12月，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表示：“当前主要是批极左思潮。”但是，军区政委纪登奎却随着文革派的腔调说：“不能说林彪推行的是极'左’路线。”



       毛泽东不希望自己提拔的中间势力与任何一派关系过于密切，因此有一次毛泽东批评纪登奎说：“登奎有的事不和我说，也不和总理讲，却是找江青、春桥讲。政治局大多数，他都不讲，不团结多数，只找少数人。”



       毛泽东死后，华国锋准备除掉四人帮时，纪登奎表示同意，但是同时认为应该对这几个人区别对待，显然与多数人要一网打尽的想法有差别。



       吴德曾经积极靠拢江青为首的文革派，批林批孔运动中批判周恩来十分卖力。但是同时也与四人帮发生分歧。他曾经支持四人帮严厉镇压四五天安门运动。但是毛泽东死后，他又积极参与了除掉四人帮的活动。



       陈锡联左右逢源



       陈锡联本来属于老派军人，但是颇得文革派赏识和毛泽东的信任，原因是他在文革中与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关系密切。文革初期的1968年，周恩来将毛远新送到陈锡联那里担任他的联络员。当时只有27、8岁的毛远新不久便担任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沈阳军区第一政委。



       毛远新在东北期间盛气凌人，一派公子哥作风，人际关系很差。但是陈锡联却能放下身段，对毛远新毕恭毕敬。毛远新颇为受用。



       不过，陈锡联与老官员也一直保持密切关系。邓小平文革中复出期间，陈锡联对邓十分尊重，同时内心里对四人帮不满。例如，1975年10月，陈锡联曾经在乌鲁木齐与时任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杨勇长谈，主要是谈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和四人帮问题。陈锡联后来积极参与了除掉四人帮的行动。



       毛亲信拘捕毛夫人



       汪东兴曾经与林彪及其亲信关系密切，并且和他们一起在庐山会议上猛批张春桥，险些被毛泽东抛弃。汪东兴同江青的关系一直不好。但是他对毛泽东忠心耿耿，也深得毛泽东的信任。毛泽东万万想不到，在他死后，拘捕江青等人的行动就是汪东兴亲自执行的。



       毛盼文革派中间派合主江山



       关于毛泽东对身后的政局安排，毛远新在文革以后曾经说，毛泽东说过：“春桥，思想家，但是，业务不行，全局工作弱一点，不如总理。”“国锋可以主持全面工作，春桥、文元、江青、登奎、锡联、先念、吴德次之。”在这八位“顾命大臣”中，毛泽东基本上排除了老官员，而希望文革派同中间派合作。



       军权难夺奈若何



但是，在毛泽东的安排中没有军方强人，而文革派最大的缺失就是军方支持。江青说：“我们只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王洪文说：“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



(背景歌曲：《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倒刘倒林 都曾调兵



       从1927年就开始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当然知道军队的重要性。文革初期在准备打倒刘少奇之前，毛泽东成立了以叶剑英为首的首都工作组，改组了北京卫戍区，并且调进了两个野战军的主力师。据吴德回忆，当时叶剑英说，在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来。



       1967年2月，毛泽东也说过：“当公开发表北京市委改组的时候，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



文革中毛泽东要对付林彪时，也是先让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调动一个师在北京附近待命。



(背景歌曲：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文革派军职是虚职



       为了让文革派控制一部份军权，毛泽东让王洪文成为军委副主席，让张春桥担任军委常委、军队总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政委和上海警备区政委。毛泽东希望他们能够根据中共“党指挥枪的原则”去指挥军队，但是实际上，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原则有更大的说服力。



       例如，无论以党内职务，还是军内职务来衡量，王洪文和张春桥都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上级。但是，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王洪文点名，许世友拒绝应声，弄得在场的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很尴尬。



       许世友的儿子在一封信中写道：“爸爸说，别看王洪文是军委副主席，张春桥是总政治部主任，军队没人听他们的，枪杆子全抓在我们手里。他们只能调动几个民兵师。”



       可见，毫无军方背景的王洪文和张春桥在军中的职位只是虚职，真正主持军队工作的还是军方背景深厚的叶剑英和邓小平。



       兵权不在影响在



       1976年批邓以后，叶剑英也受到波及。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1976年一号文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同时决定让叶剑英“养病”，拿掉了他的“兵权”，由陈锡联负责中央军委工作。



       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以后，毛泽东说：剑英75年以后被小平招安了，要下。叶剑英随后被剥夺了参加政治局会议的资格，尽管叶当时仍然是党的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



       军队抵制文革派



       但是，毛的安排为时已晚。林彪倒台以后，叶剑英利用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便利，不失时机地和周恩来一起在军中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势力，不让文革派染指军队。



       例如，在1975年6月，叶剑英曾经找每一个大军区和军种司令员和政委谈话，要大家警惕“上海帮”。因此，在文革派同周恩来、邓小平的争斗中，军队许多将领都抵制了文革派的插手。



即使是陈锡联在代理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也一直与叶保持联系，“在处理重大问题时，陈还暗中与他通气，取得他的支持。”



(文革歌曲：《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



       造神毁于神 刘林误自身



       本来，在1949年以后的二十多年里，毛泽东在中国可以说是“永远不落的红太阳”。从刘少奇在延安中共七大上提出毛泽东思想为中共指导思想开始，为了加强共产党的凝聚力，为了使中国人一心一意地顺服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不遗余力地制造了一个半神半人的毛泽东。



       五十年代末大跃进的失败虽然使毛泽东被迫退居“二线”，但是毛仍然是中共的精神支柱。整个共产党仍然需要树立这个大家共同的领袖，以便对中国维持牢固的统治。刘少奇就毁灭在他造出的这个神手里。



       林彪将造神运动推向新的高度，到头来也尝到了作茧自缚的苦果。面对“红太阳”的政治攻势，林彪只有招架之功，全无还手之力。



       毛泽东打倒毛泽东？



       造神的人无法打倒造出来的神。但是这尊神自己把自己打倒了。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阶段，在中国普照了二十多年的“红太阳”似乎没有那么灿烂辉煌了。他自己似乎也清楚这一点。



       据毛远新和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张玉凤回忆，毛泽东当时说过：“我死后，可能不出一年，长了不出三、四年，会有翻天覆地。民心、军心，我看不在(我们)这边。你们要信！”



       未曾穷追邓小平 何事欲托叶剑英



       也许正因为如此，对于“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毛泽东竟然再一次保留了他的党籍，为邓在1977年东山再起，进而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提供了方便条件。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毛泽东可能意识到叶剑英在军中的影响已经无法逆转，因此并没有彻底打倒叶。



       1976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临终前把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叫到床边，包括叶剑英。毛见过所有人之后，特别再一次把叶剑英单独叫到身边。但是毛已经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叶剑英到最后也没有弄清楚毛泽东到底想跟他说什么。但是这个举动完全可能显示，毛泽东认定，叶剑英是日后中国举足轻重的人物。



      “不落的红太阳”落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红太阳终于落山了。



美国作家海明威的一部小说叫《丧钟为谁敲响》。一位著名文学批评家后来评论说：“丧钟为每一个人敲响。”

蒋世华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史称“十年浩劫”。文革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之大、影响之深、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共产党在中国-回首文革》节目要为各位作系列报导，介绍文革的前因后果、历史事件、冲击和影响，以及被卷入的大人物与小百姓和命运赌博的血泪实录，向大家呈现事实真相。



(18)终结文革的华国锋



1976年9月10号深夜，毛泽东去世的第二天，专门为中共高级领导人照相的杜修贤被汪东兴召入中南海。在那里，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毛远新和华国锋、陈锡联、汪东兴手拉着手，站在毛泽东的遗体前，杜修贤为他们拍下了一张纪念照。



政治合影意味长



在这张照片中，有7个人是中共政治局委员。毛远新则是代表毛泽东参加政治局工作的联络员。据杜修贤回忆，照相显然是事先商量好的。四人帮愿意和华国锋、陈锡联照这样一张像，这很可能显示希望同他们结盟，也可能显示了四人帮设想的在毛泽东身后应该出现的政治格局。江青前一天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的表现可能也证明了这一点。



澳大利亚莫纳虚大学前中文系主任孙万国博士说：“在毛死后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面，9月9号，恰恰是江青带头高呼‘我们要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还说：如果谁不团结在华国锋周围的话，就请他站出去。”



文革派设想的政治格局同毛泽东给自己身后安排的政治格局有所不同。



谁主沉浮？毛属意自己人



在毛泽东安排的中共政治局里：四人帮有政治局常委两人，委员两人。元老派有常委一人──叶剑英，当时已被剥夺军权和参加政治局会议的权力，政治局委员三人，其中刘伯承属于摆设，许世友和韦国清是住在外地的大军区首领。

  

其余的人是中间派人士，有人称他们是“文革受益者”，因为他们在政治上的窜升是文革的结果。这些人当中有政治局常委一人──华国锋，委员六人──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德生，其中农民副总理陈永贵纯属摆设。



1976年6月15日，毛泽东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和王海容等人时谈到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其中一件就是文革。他说：“......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从毛泽东安排的政治格局可以看出，他显然是要让文革派与“文革受益者”合作掌权，将元老派边缘化，不让元老派否定文革。



江青到处树敌 结怨大内总管



糟糕的是，江青和中间人士矛盾重重。早在1975年，江青就曾经对毛泽东的女秘书张玉凤说：“纪登奎是苏联特务，汪东兴是大特务，吴德是国民党。”张玉凤向汪东兴汇报了这件事。那三个人先后都知道了这件事。可见，江青不信任这三个人；这三个人也不会同江青一条心。



被毛泽东委以军权的陈锡联尽管与四人帮和毛远新关系很好，但是他背着他们保持着同叶剑英和元老派的密切联系，骨子里和元老派站在一起。毛泽东刚刚去世，陈锡联马上连续两次提醒李先念说，四人帮可能要夺权，要当心。



这样，在这张8人照片上，可能与四人帮合作的就剩下华国锋了。他是中共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他的意向举足轻重。当时，华国锋对两派都有些担心。



华担心两翼 汪欲除毛妻



据陈永贵回忆，在毛泽东去世前几天，华国锋对他说：毛主席可能不行了，老人家不知道会不会留下遗嘱。我最担心他的话对我们封锁。那么一来，我们就可能掉进陷阱了。人家手里拿着尚方宝剑，想怎么就怎么。我可怎么办？他还说：现在党中央派别很多，我最担心的是邓小平的复辟势力还有很大的市场。



显然，华国锋既担心毛泽东更信任四人帮，把遗嘱交给他们，更担心支持邓小平的元老派复辟。



此时，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直接控制中共领导人警卫部队的汪东兴对华国锋的政治走向产生了关键的作用。汪东兴与江青长期不和。他认定，如果在毛死后江青掌权的话，自己绝无好结果，因此他早有除掉江青的意图。



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说，1976年7月的一天，汪东兴对他说：“你看乘主席没有恢复，现在把江青干掉了，怎么样？”汪东兴还告诉李志绥说：“我同国锋同志讲过。他说就怕弄不到江青，江青一跑就糟了。我说，让她跑到天边上，我也要把她抓回来。”这说明，早在毛泽东去世之前，汪东兴已经在怂恿华国锋除掉江青，而且得到华国锋某种程度上的认可。



华国锋和四人帮



不过，当时华国锋同文革派并不存在你死我活的斗争。文革专家宋永毅说：



“华国锋和四人帮没有什么理论路线上的区别。元老派和四人帮还是有理论路线上的区别的。在四人帮的眼里面，他们都是走资派，他们都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的。在元老派来说呢，虽然说他们在文革开始的时候也都是赞成文革的，也都是投了文革的票的。那最后不断搞到他们头上去了，所以对他们来说倒确实是有一个你死我活的问题。对华国锋来说，不存在你死我活。”



而且，即使文革派想干掉华国锋，也并不具备这个实力。



宋永毅：“他们(指四人帮)没有实力干掉华国锋。只要汪东兴在华国锋这边，他们是干不掉华国锋的。而且华要罩住汪东兴，绝对罩得住。他们(四人帮)没有这个实力，因为他们在军内没有人。他们就是搞搞舆论。他们没有8341部队。中共的政治是一个武力政治，就是说，你有枪，你就厉害。你说这个四人帮在北京，我说他一杆枪都没有。”



元老有意动刀兵



对于四人帮，元老派早已磨刀霍霍。许世友的儿子曾经写道：“爸爸说，他只用一个军，就能把上海的民兵全吃掉。他把六十军□c在无锡，就是盯着上海的。”



在毛泽东死前的1976年，王震就找到叶剑英说：“我看，干脆把他们几个抓起来，问题不就解决了！”叶剑英后来回忆说，他向周恩来请示此事，周恩来对毛泽东忠心耿耿，坚决反对这种行动。



文革派“篡政”无实据



反观文革派，并无阴谋“篡党夺权”的证据。澳大利亚莫纳虚大学前中文系主任孙万国博士说：



“毛死了以后出现了一些事，后来都被认为是企图篡党夺权的证据。但是我觉得这些证据都是很脆弱的证据。



“像所谓王洪文私设办公厅的问题，对华是很大的一个警觉。但是我不觉得这个问题太出格，因为王洪文他用的人还是米士奇，还是汪东兴中办的人，而且当时讲，他让米士奇传达王洪文指示的时候讲的只是在治丧期间，那么这是一种特殊的暂时的安排。也就是指9月11号到18号就结束了，绝对不是像后来夸张的认为这是想要夺权的一个动作。因为后来在“两案”审理的时候，这条罪状也拿掉了，而且米士奇，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放出来的，但是几年前看他写了不少东西。这也就是说明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有好多东西恐怕是子虚乌有，我看不出有何铁证。”



1976年9月16日，四人帮控制的“两报一刊”发表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其中强调指出毛泽东的遗嘱是“按既定方针办”。而华国锋知道的是“照过去方针办”。实际上两句话在意思上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华国锋貌7b为是四人帮要夺取对毛泽东遗嘱的解释权。后来的事实证明，华国锋是小题大做了。



文革专家宋永毅说：“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有几个问题是肯定已经清楚了。第一，四人帮没有准备过搞政变，而是元老派早就准备搞政变了。毛还活着的时候，他们已经串联的很厉害了，要搞政变。



“而四人帮，今天再多的材料，都不能证明他们有任何政变的想法。第二个结论，四人帮是随时处于防守状态，而元老派是处于进攻状态。四人帮给民兵发一点枪，搞一点民兵啊，都是说要准备(被)杀头。”



  张春桥在1976年5月写给亲信徐景贤的一封信中说过：“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



宋永毅：“他们的心情是一种悲凉的心情，就是说准备做烈士的心情。元老派的心情呢，是欣喜若狂，策划于密室这么一个心情。”



元老派不主中枢孤掌难鸣



不过，元老派当时毕竟不在权力中心，没有实权。



宋永毅：“元老派要发动这个政变，要么他准备大打，那就是说把外面的野战军调进来打。他在北京不具备条件。为什么呢？御林军不属于他领导。最关键的就是8341部队嘛。”



“如果说没有华国锋的作用，没有汪东兴的作用，那些元老派要成事非常之难。如果说华国锋和四人帮结合，汪东兴和四人帮结合，那些元老派成不了事。”



汪东兴利用华江矛盾



在这个时候，恰恰是毛泽东对接班人的安排给华国锋和文革派之间产生嫌隙提供了条件。宋永毅说：



“他是给了华一个副主席。但他并没有说，我死了，华就是顶我的，华就是接班人，像林彪说得那么铁。他没有这么说。那他又跟华说，你在斗争性上等等要向江青讨教，要向江青学习。那这个党主席的位置，如果有人提出江青来做，没有什么错嘛。所以他这个安排就造成了混乱。”



毛的这种安排也使华国锋觉得自己地位不稳。这时，汪东兴便说服华国锋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汪东兴说了些什么，我们并不清楚。但是可以肯定，汪东兴的话发挥了关键作用。文革专家宋永毅说：



“我在北京的时候访问过一些深入采访过华国锋，采访过李先念这些人，做这些工作的，就是党内的这些人，他们就讲，这个汪东兴在这个(事件)发生中间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他们说，根据他们的调查，就是汪东兴挑出来的。”



有一种说法是，汪东兴在庐山会议曾经支持林彪打击张春桥，因而向毛泽东写过检讨书。毛泽东去世后，江青索要毛泽东的文件。汪东兴怕江青看到这份检讨书，自身难保，于是怂恿华国锋马上干掉四人帮。这种说法还无法得到证实。



江青积怨多 逼反华国锋



在另一方面，江青为人骄横拔扈，胡搅蛮缠，很难与人共事，就连同自己派系内的人也矛盾重重。例如，她在文革中最密切的盟友，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和顾问康生都先后与她反目为仇。



1975年6月，毛泽东曾经告诉邓小平说，江青告王洪文的状。他说：“江青也不喜欢他，专门在我这里告他的状。”



在解决四五天安门事件时，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在是否动用军队和武器镇压方面与江青意见不一。王洪文甚至顶撞江青说：“要带武器可以呀，要开枪也可以呀！反正我王某人不担这个罪名。”



对于江青的弱点，毛泽东十分清楚，说江青“积怨甚多”，要求她“要团结多数”。文革专家宋永毅说：



“这是一个性格悲剧。实际上中间派/实权派和激进派，和四人帮没有办法合作。他们的性格(决定)他们不可能一起工作。像江青这个人的性格，毛对她的批评是对的，说她不善于团结其他人一起工作。华呢，你既然给了他第一副主席，再加上汪东兴在后面怂恿，他不可能不要实权嘛。”



因此，文革专家宋永毅认为，汪东兴和江青从正反两个方向促使华国锋下决心除掉四人帮。



宋永毅：“两个人起了关键的作用。第一个人就是汪东兴。汪东兴到底跟华讲了什么，使得他能够定下这个决心，汪是华从毛手里唯一一个接下来的近臣，是向华最早表示效忠的，说要像辅助毛一样地辅助他。汪东兴跟他讲的话是很大的推动力，和四人帮决裂，和搞四人帮。第二呢，一个反推动力就是江青在毛过世以后的这段对他咄咄逼人。”



于是，在1976年，中国的历史在偶然和必然、真实和虚构的恩恩怨怨中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



高层串连 酝酿巨变



毛泽东去世两天之后，华国锋找到李先念。文革专家宋永毅从中共党史高级研究人员了解到：



宋永毅：“这也是华国锋亲口跟他们说的，而且他们也找了李先念的秘书调查过的。就是说，华当时并不想叫李先念去找叶(剑英)，而是想叫李先念入他的伙，支持他跟四人帮斗。但是李先念当时连这一点都是拒绝的。



“这个是我听党内搞档案的专家说的，他们做了口头采访，包括采访了华(国锋)。据说华很气愤地说，李先念现在在外面说他对这个起了什么作用，我当时跟他一讲这个问题，他吓得都发抖！”



不过，李先念尽管害怕，后来还是去找了叶剑英。但是由于李先念的犹豫，叶剑英并没有与之深谈。过了一天，叶剑英直接去找华国锋，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汪东兴在9月11日也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



他们经过分析之后认为，由于很难控制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因此不能通过政治手段解决问题，只能采取人们所说的宫廷政变手段。



此后，华国锋和李先念、陈锡联和吴德也多次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不过，具体行动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只有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三个人知道，而且他们三人之间也是分别联系，并没有在一起开过会。



“以快打慢” 霹雳手段



据汪东兴回忆，在这一期间，叶剑英同他谈过五次。他们约好在10月1日国庆之后准备10天再动手。但是叶剑英后来觉得需要提前动手，并且在10月2日提出要“以快打慢”。



1976年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后来的调查和审查结论都证明，这篇文章并不是四人帮指使或者授意发表的。不过，华国锋看到这篇文章之后，误以为这是四人帮要动手的信号。于是，他在10月4日和5日分别与叶剑英和汪东兴见面，决定提前在10月6日动手。



10月5日，华国锋打电话给在外地的陈锡联，让他即刻返回北京，和吴德一起调动北京卫戍区的部队将北京严密控制起来，防止住在外地的军队或者城内有人采取支持四人帮的行动。



汪东兴亲自制定了抓捕计划，在行动五小时之前向中央警卫局局长和几个副局长布置了具体任务，并且亲自从中央警卫团挑选了几十个军官，和他们逐个谈话，交待抓捕任务。



1976年10月6日上午，浑然不知大难即将临头的江青同毛泽东身边的人一起学习《毛泽东选集》。下午，江青到景山公园摘苹果、照相。



晚上，华国锋和叶剑英坐镇中南海怀仁堂，汪东兴亲自指挥，秘密拘捕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和毛远新等人。



华国锋和叶剑英连夜召开中共政治局会议，通报情况。叶剑英提议华国锋担任中共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并且获得通过。



干将覆灭 文革告终



四人帮垮台了，文革结束了。孙万国博士说：“抓四人帮，它的主要意义就是在肉体上消灭了文革能够继续发展的操作平台。如果四人帮不处理的话，毛的那套继续革命啊，永远革命的东西还会继续下去。把四人帮抓起来了的话，基本上打掉了文革继续下去的操作平台。”



毛有预感 无力回天



早在1974年3月20日，毛泽东就对江青说：“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



1976年6月15日，毛泽东同华国锋和四人帮等人谈到权力交接问题时说：“......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尽管这场中共内斗没有“血雨腥风”，但也是杀气腾腾。叶剑英在解释自己坚决不担任中共主席的时候曾经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说：“我是军事干部，搞军事的，如果那样做，岂不让人说是宫廷政变！”陈云也曾经对使用抓捕的方法表示担忧地说：“党内斗争，只这一次，下不为例。”



倒戈者竟是接班人



1976年10月6日，历史被毛泽东言中。只是，毛泽东不会想到，终结文革的是他钦点的接班人──华国锋

蒋世华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史称“十年浩劫”。文革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之大、影响之深、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共产党在中国-回首文革》节目要为各位作系列报导，介绍文革的前因后果、历史事件、冲击和影响，以及被卷入的大人物与小百姓和命运赌博的血泪实录，向大家呈现事实真相。



(19)上山下乡骗局



录音：“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



(Music 语录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毛泽东的这段话，许多中国人太熟悉了，他们会想到当年那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会联想起文革，会不堪回首。



早已有之 文革为烈



其实，上山下乡并不是文革的产物。它开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1955年9月4日，由60名青年组成的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抵达黑龙江省，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垦荒点。随后，二十多个省、市组成了青年远征垦荒队，到北大荒垦荒。从1955年到1966年，中国大约有150万青年到农村落户。



文革期间，上山下乡达到高潮，一直持续了12年，一共有大约166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Music 歌词：“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 革命时代当尖兵。哪里有困难，哪里有我们， 赤胆忠心为人民。”)



热情下乡 幻觉破灭



1968年到内蒙古插队落户的北京知青章明说：“年青人嘛，哎哟，听得是热血沸腾。再加上一讲，内蒙古草原那么美丽，生活又很有意思。”



1968年到山西插队落户的天津知青杨扬也有同感：



“挺高兴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年青人嘛，下去锻炼锻炼，见识见识。觉得好得不得了。地主老财都斗倒了，贫下中农当家作主，又是人民公社，大家是集体劳动，看着电影里边，在地里又唱歌，大家高高兴兴的。觉得农村空气又好，阳光又好。天是蓝的，地是绿的。就是想象的那个，把现在去郊游的那个景全放在农村里了。可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章明也有这种感觉：“中国的农村并不是像当时，文化革命那时所宣传的，哇，社会主义新农村，什么事情都怎么怎么好。有理想破灭的感觉。”



什么“贫下中农再教育”？



知青们还发现，贫下中农并不能给他们以再教育。天津知青张虎臣说：“他们受的教育很少，他们确实很闭塞，很落后。我们并不认为我们能够真正从他们那里接受到什么再教育。”



天津知青杨扬说：“下去之前，就说贫下中农觉悟高，我们要接受他们的再教育。但是下去之后发现，他们的觉悟还没我们高呢。叫贫下中农给我们忆苦思甜，可他那水平太差了，对地主的那种愤怒，对新社会的热爱，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些人，阶级觉悟不高。(笑)”



知青们开始犹豫、动摇。



杨扬：“哎呀，自己能跟他们这些人混一辈子？”



北京知青章明说：“开始天天面对广阔的大草原，不是想象那么有意思的生活的时候，有的知青提出来了：‘哎，章明，你说，咱真在这儿呆一辈子呀？那咱在这儿结婚生孩子吗？’唉，说得大家伙全愣了。一想，哎呀，我找老婆就在这些人里找吗？”



受政治歧视家庭子弟



问题还远远不止这一点。在文革前，知青下乡多少还有一点自愿的成份。在官方的公开口径上，知识青年是去支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但是从1962年以后，在毛泽东“与工农相结合，加强思想改造”等左倾思想的推动下，上山下乡越来越带有政治色彩，已经开始带有强迫的色彩。在1962年到1966年间下乡的129万知青中，多数人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而无法升学和就业的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



2006年，中国重庆出版社出版的《无声的群落》就是一批文革以前到四川大巴山区落户的老知青撰写的回忆录。这本书的主编，美国海波因特大学历史学教授邓鹏就是1964年下乡的重庆知青。



邓鹏：“作为出身不好的人来说，就要脱胎换骨，要以自己的行动来背叛自己家庭出身和自己父母所处的那些社会阶层或者阶级。”



高压强制



到了文革时期，知青上山下乡的目的变成接受“再教育”。上山下乡成为各级政府强制性的任务。到家里动员，在工作单位施加压力，注销城市户口，停发父母甚至兄弟姐妹的工资，手段不一而足。一些地方的口号是：“下乡光荣，不下不行。”



1975年下乡的天津知青张虎臣说：“当时没有选择，按照当时的规定，我必然要下乡。”



在美国的作家巫一毛是1976年下乡的安徽知青。巫一毛：“当时，叫你去，你就得去。当时，能够扫马路都情愿啊，不要下乡。没办法。”



李庆霖诉苦 毛泽东资助



在乡下，知青遇到的问题比比皆是。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小学教员李庆霖写信给毛泽东，诉说自己的儿子在下乡中遇到的生活困难。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复信说：“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于是，在1973年6月到8月期间，中国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讨论解决知青问题。



数百军官因强奸女知青被枪毙



会议期间，一份新华社《情况反映》揭露云南、黑龙江和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数百名现役军官强奸数百名女知青的情况。周恩来指示公安部马上派人查处，“不要手软”。李先念说：“这些人不是共产党，是国民党，至少是国民党行为。”结果，这些罪犯都被枪毙。



但是，李庆霖的信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知青的命运，反而掀起了另一次上山下乡高潮。在1974年到1977年之间，又有750多万人上山下乡。



与此同时，中国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在1976年5月给国务院的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一些地方迫害下乡青年，特别是奸污女青年的案件又有增加；部份地区对下乡青年的生活安置和培养教育工作仍然做得很差。



知青争回城 高干子女是先锋



这时，知青都在想方设法回城。北京知青章明说：“越到后期的时候，士气就越低落，大家都是想着怎么能尽快地返城，用各种各样方法吧。”



当时，所有高级干部的子女，即使是下乡了，也都先后以当兵、招工、提干或者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方式离开了农村，连邓小平的几个子女在他还没有复出的时候就被送进大学。



毛泽东本人也曾经推荐多个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女青年进入大学。中国国务院当时也承认，干部“走后门”安排子女的不正之风相当严重。



天津知青杨扬说：“同学们一个个走。谁的父母解放了，就走一个。谁走了，你就知道，她父母解放了。或者说，她的父母还没解放，但是他通过他的老战友转啊，到他老战友部队里当兵去了。”



驱民下乡 所为何事？



人们一直在猜测，毛泽东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有人说，毛泽东是带有乌托邦理想的诗人，想培养新型的无产阶级接班人。



(Music 语录歌《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但是毛泽东为什么不让知识青年在工厂里接受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而一定要让“次先进”的贫下中农承担重任呢？



有人说，毛泽东在1968年要稳定局势，所以要把造反的红卫兵赶出城市。



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毛泽东从来没有明说。早在中共建政初期，这个原因就形成了。1955年8月1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说：



“新中国成立的时间很短，还不可能马上就完全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家在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中有一部份人目前的就业是有一定的困难的。”



“农业生产对于中、小学毕业生的容纳量是十分巨大的，现在需要量很大，以后的需要量更大。”



解决就业问题的既定政策



一个月以后，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文的按语中说：“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高小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



同年12月，毛泽东谈到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合作化的工作。他说：“一切可能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随后，在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



1957年4月8日，刘少奇主持撰写的《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也指出：“最能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所以，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



196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指出：“城市中一般不能升学或就业的青年，有条件的可以下乡或者安置到农场劳动。”



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同时成立了中央安置城市上山下乡青年领导小组，由副总理谭震林担任组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谭震林在1965年提出一个15年计划，准备在1965到1980年之间下放1100万到1200万知青。



这一切都充份显示，早在文革开始以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已经成为中国的既定经济政策。



文革开始以后，1966、1967和1968三届的高中和初中毕业生积压在城里，大约有1000多万人。此时，中国共产党再次动用上山下乡的既定政策。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



用政治美名掩盖经济失败



1967年12月22日，中国教育部向中共中央报告说：“毕业生不分配出去，新的学生进不来。”毛泽东随后在1968年4月批示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分配工作的报告》时说：“不仅大学，且有中小学”，要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基层分配。



当时，工矿生产规模比文革前还小，根本无法容纳更多的工人，结果只有农村和边疆可去了。



这时，中国官方借助文革的极左思潮，顺势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加上浓厚的政治色彩，说知青上山下乡是“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文革中对毛泽东狂热的个人崇拜更是被用来推行上山下乡政策。1968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公布了毛泽东在12月11日发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新指示，把解决经济问题的政策政治化，变成一场政治运动。



(Music 《革命知识青年之歌》。歌词：“广阔的天地是我们最好的课堂，贫下中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革命的知识青年，在三大革命中百炼成钢。”)



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引起热烈响应。仅1969年一年就有267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



毛泽东的不作为



毛泽东平息了红卫兵运动，解决了城市人口问题，也就不再考虑这些知青的前途和命运了。他以后再也没有对知青问题发表过任何具体指示。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显示，他十分清楚上山下乡问题重重。但是他只模糊地说要“统筹解决”。



1976年，毛泽东对知青问题还做过一次模糊的批示说：“知识青年问题适宜专题研究。先做准备，然后再一次给予解决。”毛泽东对解决下乡知青问题既没有成熟的想法，也拿不出具体建议或者指示，更没有说过“再教育”需要多久才算完成。



1976年，文革结束了。但是1977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大仍然强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必须坚决贯彻执行。”1977年和1978年仍然有大约220万知青下乡。而且计划在1979年下放80万知青。



元老派顺民意改政策收民心



不过，重新执政的元老派官员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978年3月，邓小平在内部谈话时表示，国家花了大笔资金，却买了四个不满意，就是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政府也不满意。



他说：“现在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的局面。我们的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



1978年7月3日，胡耀邦在和国务院知青办负责人谈话时说：上山下乡这条路走不通了。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终于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人数将逐步减少”，对城市中学毕业生的安排原则加上了“城市安排”这一条。



运动实遭否定 百万知青返城



此举让700多万在农村的知青闻风而动。从1978年底开始，中国一些地方出现知青游行、请愿等活动，要求回城。1978年10月，云南几个农场的5万知青发动请愿游行和罢工，近百人在昆明火车站集体卧轨抗议。中共上层感到震惊，随即派出调查组。



1979年1月，孟岗农场上万名知青罢工，发出“不回城，毋宁死”的口号，上千名知青展开绝食抗争。中央调查组赶到那里，北京知青吴向东当众割腕自杀，三万多名知青跪在地上，齐声高喊：“我们要回家！”其场面震撼人心，连调查组组长和一些成员都不禁为之动容。



1979年2月，中国官方终于承认在云南的知青有资格回城。不到三个月，十几万知青离开云南。全国各地纷纷跟进。到1981年，已经有600多万知青回城。在云南的知青的抗争促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停摆。



人失学业 国失人才



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历时12年。先后有1660万知青上山下乡，占当时中国城镇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波及当时中国城镇大约一半的家庭。绝大多数知青耽误了学业和事业，失去了最佳竞争年华。上山下乡运动毁了他们的一生。与此同时，中国在二十世纪后期曾经出现科技和学术人员断代，也是知青上山下乡的恶果之一。



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知青最后都返回了城市，用行动否定了这场运动。



苦中有乐 乡情难舍



也有一些知青认为，那段艰辛的经历磨炼了自己，是人生中难得的财富。有些知青当时也是苦中有乐。



章明：“内蒙除夕的时候怎么过春节呢，我们叫串包。各家各户家主人都准备一些月饼啊，一些果子啊，炸好的，奶豆腐、奶皮子、奶茶、奶油、炒米，然后几个牧民或者知青，大家相约，挨着包骑着马串，大家互相问候，然后就吃，每一家只能吃一点。牧民呢，他们喝酒以后，半醉不醉，骑在马上，草原上大家伙唱着歌，(唱)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他唱蒙文了，(唱蒙文)，左右晃悠，当时觉得这个很开心。”



为村里接生了七十多个孩子的赤脚医生，天津知青杨扬在离开农村的时候还有些恋恋不舍。



杨扬：“农民对你的那个感情啊，确实特别深。我走的那天有几十个母亲抱着她们的孩子站在我们那个主要的街上送我，因为这些孩子都是我接生的。最大的有三岁了。很多人都特别激动，我当时也特激动。而且我有点恋恋不舍。我倒不是说我不愿意离开那个地方。我就觉得我为这个地方付出得太多了。5年的青春啊，都洒在这个地方了。”



若能重来 不会再去



但是他们也同时表示，如果再给他们一次选择机会，他们不会选择这条看不见前途的路。



章明：“那恐怕不会做这种选择。”



张虎臣：“如果说你要让我在那里呆上5年、8年、10年，甚至你会在那儿成家立业，呆在农村，那我想我是不会干的。”



邓鹏：“我不会下乡，会留在城里。”



官方论定



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从来没有向当年的知青或者他们的家庭道歉或者提供任何赔偿。只有中国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1981年10月起草的《25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承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但在文革中被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

蒋世华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史称“十年浩劫”。文革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之大、影响之深、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共产党在中国-回首文革》节目要为各位作系列报导，介绍文革的前因后果、历史事件、冲击和影响，以及被卷入的大人物与小百姓和命运赌博的血泪实录，向大家呈现事实真相。



(20)超越国界的文革



中国文革发生在中苏关系破裂之后。这时的毛泽东和中共上层一些人认为，中国应该取代苏联，北京应该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毛泽东才是世界革命的领袖。



(歌曲：《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



1966年5月21日，周恩来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活动，我们要更好的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不仅在中国，而且要在全世界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要谦虚谨慎，还要当仁不让。”



首要任务：宣传毛



1966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革作为驻外使领馆的主要任务。196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的社论说：中国派出的使节、专家，首要任务都是“宣传毛泽东思想”。



1966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把《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诗词》翻译成几十种文字发行到海外。据新华社1967年11月24日报导，文革一年，中国已经出版25种外文毛主席著作，共460多万册，发行到全世界148个国家和地区。”

*红场斗“苏修” 学生被赶走*



要革命，就要同修正主义做斗争。1967年发生的“红场事件”带有浓厚的文革色彩。在文革开始以前，中国和苏联这两个关系曾经最密切的社会主义盟友彻底决裂。



1967年1月，一批中国在法国和芬兰的留学生回国参加文革，途经苏联首都莫斯科。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批准和支持下，他们到红场的列宁墓去与“苏修”做斗争。他们在列宁墓前高声朗读毛泽东的语录，赞颂苏联已经清算过的暴君斯大林。



这种做法既是对苏联的公开挑衅，也违反了在红场列宁墓不得大声喧哗的规定。苏联警察因此强行将中国留学生带离红场，送往飞机场和火车站，驱逐出境。



中国大使馆为他们每个人戴上大红花，称赞他们是反修英雄。这些留学生还在火车站大声朗读毛泽东的语录，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苏联领导人的口号。



周恩来则发电报慰问这些留学生，并且通过中国外交部向苏联表示强烈抗议，说“苏联人民一定会起来造修正主义头子的反，罢他们的官，夺他们的权，粉碎修正主义的统治。”



接线员拒接苏联高层电话



1969年3月，中国和苏联发生边境武装冲突。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急于通过中苏热线电话与毛泽东直接商讨结束冲突问题。但是中方接线员竟对他说，“修正主义分子，你是什么东西？能找我们伟大领袖讲话？”当场挂断了电话，使中苏两国领导人几个月以后才通上电话。



但是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康生却表扬这个接线生骂得好，政治水平高。



使馆汽车压毛像 车被烧毁人挨斗



在苏联的卫星国蒙古，中方人员散发毛泽东像和著作，利用华侨学校师生向华侨和蒙古人宣传毛泽东思想。蒙古政府因此宣布驱逐三位学校老师出境。



在中国外交部的指示和鼓励下，中方人员不顾蒙古方面的劝阻，坚持在火车站为这三个教师送行时朗读毛泽东的语录，喊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唱《国际歌》，结果与蒙古警方人员发生冲突。



此后不久，蒙古驻华大使馆的一辆汽车在北京友谊商店门口无意中压上一张掉在地上的印有毛泽东头像的海报，车上的蒙古大使夫人和两个蒙古外交官躲进友谊商店，在场的中国人把司机揪下车，当场烧毁了这辆汽车。



中国政府向蒙古提出强烈抗议，说这是猖狂的反华行径，并且宣布把这个司机驱逐出境。这个司机在回国途中经过内蒙的二连浩特时又被揪下火车“批斗”了一顿。



境外造神 重创外交



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革，中国不惜牺牲国与国关系，其中许多国家在文革前与中国关系很密切。



1967年，中国在缅甸的大使馆和新华社分社在华侨中大力宣传文革，鼓励华侨学生带着毛泽东的像章和《毛主席语录》上学。缅甸政府下令禁止佩戴毛泽东像章和毛的著作，开除有关的华侨学生，关闭华侨学校。



1967年6月，缅甸因此发生反华骚乱，华侨学校、新华社和中国大使馆都受到冲击，造成十几个华侨和一名中国专家死亡。中国在北京组织了20多万人的示威游行，经毛泽东同意，人们喊出了打倒缅甸领导人奈温的口号。中缅关系彻底恶化。



结怨友邦 被指颠覆



在与中国关系密切的斯里兰卡，中国外交人员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引起斯里兰卡政府的警惕，禁止毛泽东的画像和著作进入斯里兰卡，并且在1967年8月在一艘中国船上搜出准备偷运进入斯里兰卡的一箱毛泽东像章。斯里兰卡政府向中国提出交涉，中国却指责斯里兰卡与国际反华势力勾结。



1970年10月，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时，在大使馆门前挂出大标语写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无异于在一个民主国家鼓吹暴力革命。斯里兰卡政府对此非常不满。



在与中国非常友好的柬埔寨，在中国外交官和外援专家的组织和鼓动下发生了一些“造反”行动，迫使西哈努克为首的柬埔寨政府驱逐了两个中国专家，并且限制华侨学校教授毛泽东思想，禁止散发《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的像章。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发表公开信说：“崇敬毛主席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权利”。



1967年8月，西哈努克派外交大臣访问中国，要求中国不在柬埔寨宣传文革。但是周恩来却要求西哈努克“允许柬埔寨华侨有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利”。



西哈努克表示，这等于“授权我们的中国朋友在柬埔寨人中间进行颠覆活动”。



美国德拉瓦州立大学教授程映红说：“西哈努克就曾经要下令召回驻北京大使。后来是周恩来再三做了解释以后，他才没有这样做。”



报纸反华 = 国家反华



巴基斯坦是中国最忠实的盟友之一。1970年，巴基斯坦两家报纸在报导台湾消息时把台湾称为国家。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向国内报告说“巴基斯坦报刊反华”，建议外交部提出抗议。中国外交部进一步上纲，把“巴基斯坦报刊反华”说成是“巴基斯坦反华”，而且对巴基斯坦提出“强烈抗议”。



巴基斯坦外长解释说，那是报纸的说法，政府无法控制，但是并不代表巴基斯坦政府。但是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代办傲慢地拒绝接受他的解释。于是，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指示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紧急约见中国总理周恩来。



这位大使见到周恩来之后，马上拿出一本文革时最时髦的《毛主席语录》，读了一段话：“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然后他对周恩来说，印度攻击巴基斯坦的对华政策，中国应该明白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做法令事先并不知情的周恩来十分尴尬。



惹祸到非洲 外交官被逐



在同中国十分友好的非洲国家坦桑尼亚，中方专家在1967年把文革带到一个援建的纺织厂。他们在工地上竖起毛泽东的画像和语录牌，放毛泽东的语录歌和文革歌曲，抓走资派，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坦桑尼亚工人中宣传“造反有理”，鼓动他们对坦桑尼亚政府造反。



程映红教授说：“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1968年亲自到北京，当面要毛泽东和周恩来解释一些中国的援外工人和专家在坦桑尼亚煽动坦桑尼亚工人向政府造反的情况。非洲很多国家都把中国的外交官驱逐走了，或者采取措施，把两国关系降温、降级。这些都说明文革给中国和这些传统上友好国家的关系带来打击。



支持外国反政府武装



不仅如此，中国还在文革期间加强了对各国共产党反政府暴力活动的支持。中共从1949年建政以后就一直在东南亚大力扶植和支持共产党人进行武装斗争，输出革命。



1965年8月，中国以林彪的名义发表了纪念抗战胜利20周年的长篇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其中说道：“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把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当成自己的共产主义责任。”



当时的中共认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帝国主义势力最薄弱的地区。中国可以以东南亚和亚洲地区为中心，先把红旗插到亚非拉，然后插遍全球。



为此，中共曾经直接支持马来西亚、泰国、缅甸、新加坡、柬埔寨、老挝、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印度、斯里兰卡、秘鲁、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和墨西哥等国的共产党以及非洲一些国家的组织从事反政府暴力活动。



邓小平先劝打后劝和



中国在文革前一直扶植和支持马来亚共产党的反政府暴力活动。1961年，马来亚共产党决定放弃武装斗争，准备以合法政党身份加入国内的和平进程。



但是中共将马共领导人陈平等人召到北京，由当时的中共总书记邓小平亲自出面，要求马共坚持武装斗争，配合以越南战场为中心的东南亚“革命高潮”的到来。



马来亚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因此延长了二十多年。在这期间，中共向马共提供资金购买军火，并且于1969年1月在中国的湖南省益阳市建立了“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用马来语、泰语、英语和一些汉语方言进行广播。



1981年，在中共的敦促下，马共与政府和解，这个电台撤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劝说马共与政府和解的人就是当年劝说马共坚持武装斗争的邓小平。



出人出钱 放虎归山



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国家相邻的省份中有一些少数民族与东南亚国家的人属于同一个民族。毛泽东和中共明确地告诉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可以到中国的这些少数民族中招兵买马，扩大队伍。



1970年，毛泽东接见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黎笋时就提出让老挝共产党到云南的老挝族中去征兵。毛泽东说：“可以到广西一带招一些壮族人，到云南招一些傣族人。”他还说，当年李宗仁和白崇喜的部队就有这些少数民族，很能打仗。



中国在文革前曾经保证不公开支持缅甸共产党，不允许缅共领导人在中国公开露面。到了文革，所有禁忌都被打破。缅共领导人在中国公开活动，在中国报刊上发表文章，煽动推翻缅甸政府。



毛泽东还批准在中国居住了17年的大批缅共成员回缅甸 开展武装斗争。中国派出部队护送他们进入缅甸境内的安全地带，而且在途中曾经与缅甸政府军发生过战斗。



中国还向缅甸共产党派出一些军事顾问，与缅共游击队并肩作战。文革期间，有大约两千名在云南的知青进入缅甸参加了缅共游击队，其中有一千多人死在他乡的战场上。



香港烽火急



狂热的中国人在文革初期还要同帝国主义做斗争。当时最大的一场“反帝反殖”斗争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这次事件是香港左派暴动直接引起的。



1967年5月6日，香港一家工厂发生劳资纠纷，工人罢工，并且同警察发生冲突。香港左派乘势采用文革方式张贴大字报，进行抗议示威。港英当局派出警察强力镇压。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抗议，还在北京、广州等地组织大规模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声讨港英当局，支持香港左派。一场香港的劳资冲突演变成一场中国政府同港英当局的冲突。



文革初期，一些广州的红卫兵就潜入香港，秘密制造手榴弹等武器，准备与港英当局进行暴力对抗。在中国政府的鼓励下，香港左派在香港使用暴力手段进行斗争，包括进行暗杀活动。



1967年7月8日，在香港与中国大陆接壤的沙头角，中国民兵越界进入香港一侧，与香港警察发生冲突，中国边防部队也参加了战斗。结果有5名香港警察被打死。同日，香港市中心发生暴力示威，有人向警察投掷炸弹。



港英当局则以更强硬的武力手段对付左派，并且查封三家左派报纸，逮捕几十名报社工作人员。中国外交部立即提出紧急照会，要求港英当局在48小时之内撤销停刊令，释放被捕人员。港英当局加以拒绝。



火烧代办处 周恩来道歉



结果，北京一批红卫兵在8月22日冲进英国驻北京代办处，殴打英国外交官和家属，焚烧了9辆汽车、代办处大楼和英国代办的官邸。第二天的《人民日报》报导说：“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举行了声讨帝国主义反华罪行大会，并激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



然而毛泽东当时并不想强行收回香港，而是要继续利用香港与外界保持联系。因此，左派暴动实际上干扰了毛泽东对香港的设想。在当年12月，周恩来下令停止抗争，这次“反英抗暴斗争”以中方退让告终。



期间，一共有50多人死亡，800多人受伤，被捕的人将近5000人。周恩来后来说：“由于斗争的不断升级，已升到骑虎难下，难以控制的地步，使我们自己很被动。”但是直到1971年3月2日，周恩来才就“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对英国公开表示道歉。



如此“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在1967年，由于种种原因受到冲击的还有印度和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



根据中国出版的外交史，在1967年前后一年里，在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48个国家里，有将近30个由于中国宣传文革而同中国发生外交纠纷。结果，中国驻外领事馆由14个减少到5个，外国驻华领事馆由三十多个减少到6个。就连一贯同中国关系密切的北韩都曾经与中国发生分歧。



德拉瓦州立大学教授程映红博士说：“北韩处于中苏之间，不愿意明确地表现出袒护中共的立场。当时的红卫兵和激进左派就认为他们是所谓的‘朝修’，是修正主义。”



毛泽东看到这种宣传文革和毛泽东思想的方式效果很差，只好出面制止。程映红教授说：“到了1969年以后，特别是发生了冲击和烧毁英国代办处这个事件以后，毛亲笔写下了对外宣传要注意策略，要有针对性，不要强加于人。他特别针对在对外商品广告上印上他的头像，印他的画，送给别人‘小红书’，以及他的头像，他特别针对这些东西写道：这些东西都不妥，要取消。这就说明他原来是知道的，原来至少是默许的。”



唯一坚定盟国──买来的？



当时，中国对这种外交困境的解释是，这是“帝、修、反反华大合唱”的结果。唯一一个同中国坚定地站在一起的是人口只有两百多万的欧洲小国阿尔巴尼亚。



中国当时的极左思潮与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极为吻合，中国也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阿尔巴尼亚艺术家甚至把毛泽东1961年11月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谱写成歌曲《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成为当时少见的“外国流行歌曲”。



(歌曲《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不过，1971年中国和美国改善关系之后，阿尔巴尼亚表示非常不满，说中国“在原则上和策略上都是错误的”。



程映红教授说：“中美关系解冻对于阿尔巴尼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阿尔巴尼亚很明显就认为，中国向国际帝国主义妥协了。毛泽东死了以后，四人帮被抓起来以后，他们认为中共‘变修’已经变得非常明显了。”



秘鲁毛派武装反邓 袭击中国使馆



至此，中阿分歧公开化，两国的盟友关系彻底破裂。



还有一个“反目为仇”的事例也与文革有关。在1967年到1968年文革期间，秘鲁共产党的反政府武装“光辉道路”的创建人古兹曼在北京受训，极其崇拜毛泽东和他的思想。回到秘鲁后，古兹曼分裂了秘鲁共产党，成为用毛泽东思想指导的“光辉道路”派的领导人。



1979年，华国锋、汪东兴和叶剑英联手逮捕“四人帮”，“光辉道路”派在秘鲁首都利马街头张贴出反对邓小平的标语。在中国审判“四人帮”时，“光辉道路”游击队用手榴弹袭击了中国大使官邸和中国大使馆文化处，以示抗议。



停止输出革命



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采取务实的做法，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正式放弃对各国共产党反政府暴力活动的支持，中共的输出革命才算划上句号。